新华网专稿：美国《新闻周刊》23日一期发表文章，介绍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汉·帕穆克。这篇题为“最耀眼的新星：奥尔汉·帕穆克”的文章，摘要如下。

　　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授予土耳其作家奥尔汉·帕穆克。关于他，我们要记住三个最重要的关键词，那就是：地域、地域、地域。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深刻探讨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在他的作品里，不论是精致而怪诞的小说《我的名字叫红》、《雪》，还是追寻故乡身影、带着忧郁气息的回忆录《伊斯坦布尔》，都深深体现出对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冲突的思索。摘得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桂冠后，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对帕穆克进行了采访。

　　对家乡非常感兴趣

　　记者：这种地域感在您的作品中有多重要？

　　帕穆克：非常重要，因为我是那种呆在家里不出来的人，这使我对周围的街道和邻居非常感兴趣。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种迷恋是无意识的。后来我开始写《伊斯坦布尔》(一部回忆录，是作者的自传，同时也有他写给故乡伊斯坦布尔的种种充满酸甜苦辣的情书)，那时候我开始有点意识到自己对大街的迷恋。

　　记者：在您的作品中，您似乎都非常看重您所处的地方，以及这个地方对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影响。

　　帕穆克：是的，的确如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可能和我在二三十年前的经历有关。那时候我很想成为一名作家，你知道每一位有所抱负的作家都会有类似的想法。那时候我想：“谁会关心土耳其？谁会在乎福克纳怎么描述他的故乡？”决定做一名土耳其作家，在这片奥斯曼帝国垮台后兴建的土地上，当作家的前途并不那么光明，这使你对自己的故乡、自己的邻居、家乡留给你的印象有一种顽固不化、甚至是极端保守的迷恋。

　　找到自己的风格

　　记者：和您后来写的小说相比，您早期的作品似乎充满虚幻、相当不真实？

　　帕穆克：但我的第一部小说《杰夫代特和他的儿子们》就像托马斯·曼的《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一样，讲述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家庭故事，是一部以19 世纪为背景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我的第二部小说《沉默之屋》中，我陈述了更多观点，风格更偏向于福克纳，带有很多叙述性语言。这种风格在《我的名字叫红》中得到进一步发展。一些人跟我说，他们觉得在《白色城堡》和《黑书》中，我开始找到了自己的风格。有些作家在年轻时采用一种更虚幻、更超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后来慢慢变得更审慎、更成熟、更清醒。和他们相比，我走的是另一条路。但我也同意，《新人生》是一部令我感到骄傲的试验性小说，在创作过程中我写得很费劲。之后创作的《雪》是一部更现实的小说，某些地方甚至有新闻叙述的风格。当然这部小说里也有超现实主义、甚至是怪诞的场景。

　　记者：您在创作中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吗？

　　帕穆克：这得看我写什么书了。在写《雪》的时候，我做的研究不是看书，而是亲自去这个地方，采访很多人。此外，我还把镇上所有的街道都用录像机录下来了。在写《我的名字叫红》时，我看了很多书和图画。而目前正在写的这部书，因为涉及到20世纪70年代的土耳其电影，所以我得看电影、看书、思考。当然，如果有人说我的小说是因为这些辛勤的调研工作才有价值，那我不认同这样的观点。我做研究，但我是一名艺术家，或者说我渴望成为一名艺术家。

　　专注自己的研究领域

　　记者：是什么使您想当一名作家？

　　帕穆克：最初我想成为一名画家。我是那种不能和别人一起在办公室里共事的人，我不能指挥其他人，也不能听命于别人。我必须独自呆在房间里幻想。所以当我从画画转到写作时，这是一种很大的改变，但在生活方式上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我还是一个人独自呆在房间里。很多年前我想“如果我现在不当画家，那么我想当作家”，因为那时候我正在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布登布洛克家族》《安娜·卡列尼娜》之类的大厚本。这些书是我的精神食粮，对我产生很大影响。我认为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托马斯·曼、普鲁斯特和纳博科夫是伟大的小说家。

　　记者：很多作家必须离开家乡才能得到应有的关注。你在这方面有什么经历？

　　帕穆克：20年前我妻子在哥伦比亚大学念博士的时候，我也在纽约，但我在那儿没有得到赏识。后来我回土耳其了，荣誉便接踵而来。我以身为土耳其人而感到骄傲。我不想包装自己，也不想为了讨好非土耳其读者而做什么事，我只专注于自己的研究领域。

　　记者：对一位作家来说，亲眼目睹他的国家经历种种变迁有多重要？

　　帕穆克：这跟当作家没关系，对一个被道德问题所困扰的普通人而言同样重要。你不一定要成为作家才如此，但假如你刚好是作家，又被道德问题所困扰，那么你必定会谈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