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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上空的红旗是怎样陨落的苏联解体10周年的回顾-历史学

来自: 作者: 匿名发布时间:2006-8-3 1:11:23

1991年12月25日，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0多年的红旗悄然降落，代表俄罗斯的三色旗重新升起，这标志着列宁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在此之前两年多时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权已象多米诺骨牌那样相继垮台。这样，历史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在世界政治地图上，苏联、东欧这一大片红色已成为旧迹。一时间，全世界的目光都被这一令人震惊的事件吸引住了。
面对苏联无产阶级被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被推翻、共产党被解散、联盟被肢解，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也就是我们简称为苏联演变这样的世纪性事件，不同阶级、不同政治派别看法和态度截然不同。这是因为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斗争的命运问题，涉及到各个阶级的根本利益，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得出的结论不同，这是十分自然的事。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对于苏联的演变无一不报以欢呼。从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之日起，他们一直把消灭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然而十四国武装干涉没有能把年轻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希特勒法西斯挟大半个欧洲的军事实力进攻苏联都没有能摧垮社会主义制度，今天在戈尔巴乔夫之流的积极配合下，他们不费一兵一卒，就实现了梦寐以求的颠覆社会主义的夙愿，怎么能不欢欣鼓舞、弹冠相庆呢！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这是“民主和自由的胜利”，而前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则声称这是共产主义的“大失败”。庆贺的心情，溢于言表。欢呼之余，他们并没有忘记戈尔巴乔夫的功劳。尽管戈尔巴乔夫由于背叛了社会主义、出卖了祖国而遭到了苏联人民的唾弃，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西方政要和舆论却一致赞扬戈尔巴乔夫，并授予他“和平奖”！这是对戈尔巴乔夫叛徒行径的奖赏。
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苏联的演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最大的悲剧、世界社会主义事业最严重的挫折。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件。苏联的演变虽然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但也不可否认，它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作为对历史的反动，它大大延缓了历史的进程。然而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关键是要既认真又科学地总结教训。实际上，凡是有政治头脑的人都在震惊之余思索着苏联演变的原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强大而牢固的苏联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竟会未流血抵抗就顷刻瓦解？
苏联、东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苏联、东欧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程度，确有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因素，但是归根结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推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国内的因素，还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东欧、苏联的演变不是偶然的，戈尔巴乔夫“新思维”那一套也不是一下子产生的，从思想政治渊源来说，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的苏共20大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把党和人民的思想搞乱了。思想教育也名存实亡。苏联今日的演变，从赫鲁晓夫时期已开始埋下了种种危机。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说到底，是因为执政的共产党也有问题，背弃了工人阶级先锋性质，不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共产主义的目标、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因此才导致政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的错误。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戈尔巴乔夫手里搞垮了。苏联的基础设施、工业基础都比较雄厚，资源丰富，人民的文化素质也很高，但眼看着解体了，搞成今天这个样子，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戈尔巴乔夫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包括取消党的领导、抛弃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教训深刻得很哪！
一、背离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是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
苏联曾经是能与美国抗衡的社会主义强国，为什么近几年来会陷入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危机，并迅速向资本主义演变呢？根本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实行全盘西化的政策，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
改掉了社会主义道路，改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改掉了共产党的领导，改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
（一）改革走偏方向的大体过程
戈尔巴乔夫是1985年3月当选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应该承认，在戈当权前，苏联社会中积累的问题已经成堆。斯大林建立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在30年代至40年代能够比较充分发挥其特点，保证了在资本主义包围下单独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在外敌入侵的特殊环境下，能够集中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较短时间内高速度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但在卫国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发展的环境里，这种体制的弊端则愈来愈清楚地显示出来：具有很强的强制性，缺乏生机和活力，易于疆化。在经济体制上表现为：实行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体制；实行排斥价值规律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实行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在政治体制方面则表现为：实行高度集中的以党代政的党领导体制；实行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民主太少，缺乏有效的人民监督体制；在意识形态和国家精神生活上盛行个人崇拜。对于这种政治经济体制的弊端，是应该改革的。只有改革了这些弊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都曾经进行过改革，其弊端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在对斯大林个人的评价上赫鲁晓夫曾企图全盘否定）。这种体制到了80年代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生产效率低，耗费大，补贴多，技术进步缓慢，生产结构畸形，发展速度不断下降。50年代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0％，60年代为7％，70年代为5％，80年代头五年就降至3%。这就使得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越来越大，苏联面临沦为世界二等国的境地。还有，社会上消极现象丛生，社会道德开始堕落，酿酒、吸毒和犯罪开始滋长、发展。党风严重不正，出现了无视法律、以权谋私、贪污受贿、阿谀奉承和歌功颂德的现象。还有一大批历史冤、假、错案未平反，迫害者离心力在增大。民族矛盾一直存在，民族动乱时起时伏，只是在高压政策下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大骚乱而已。在对外关系上，由于执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甚至出兵侵占他国，苏联社会主义形象受到损害。面对这种状况，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全面改革的方针，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从6年来的实践来看，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经济改革均未取得预期成效，反而使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更加恶化。究其原因，就在于改革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搞全盘西化。
纵观苏联的改革，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1985年4月—1988年初为头一阶段。这三年主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1988年以后为第二阶段，这三年偏重政治体制改革和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体制。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思想也大体相应的分为两个阶段。前后两个阶段的思想，虽有内在联系，但毕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改革的目的由“完善社会主义”变为彻底“更新社会主义”，“根本改造社会大厦”。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为了扭转70年代以来苏联社会经济发展停滞的局面，1985年4月，在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举行的第一次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加速经济发展和进行改革的主张。次年2月，苏共27大通过《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同时决定进行经济政策改革。
在这以后的头三年政策中，戈尔巴乔夫在思想上，对斯大林和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体制总的说还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承认依靠新政策的优越性，使苏“在很短的历史时期登上了经济和社会进步的高峰”。1986年苏共第27大通过的文件规定，改革的目的是“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有计划地、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以使社会达到“新质状态”。当时，戈还多次强调，改革的任务和方针是“全面完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以充分揭示和利用社会主义的一切优越性”。这一时期，苏当局的注意力基本上集中在经济方面，重点是探索经济改革和加速经济发展的途径。当时，戈强调对苏共26大（1981年）方针政策的继承性，主张发挥计划经济的作用并改革计划工作，同时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完善企业经营管理体制上，扩大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自负盈亏、自筹资金、自求发展”。认为提高国家计划工作的科学水平“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任务”，扩大企业自主权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基础和主要目标”。
问题在于，第一，“加速战略”的目标侧重于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但由于改革没有切实可行的措施、步骤，实行“边设计边施工”，党内思想又不统一，经济改革不能到位，而加速的重点又放在重工业上，结果使本已严重畸形的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使重、轻、农的比例愈加失调。1987—1988年初，“加速战略”已名存实亡。第二，微观改革使企业自主经营创造外部条件，结果企业改革处于“空转”状态。例如，国家虽然取消指令性计划指标，代之以控制数字、国家订货等间接计划控制手段，但企业仍无法自由采购原材料、无权自由定价和自由销售。到1990年底止，95％的产品、95％的价格仍由国家统一调拨和统一规定，贩运商品视为非法。因此，企业无法搞活。第三，企业的自主权扩大后，政策不配套。企业自身获得的利润大大增加，自主支配的经济刺激资金由20％以内增加到40％以上。但在没有宏观约束的条件下，企业往往要利用这点权力为小集团谋利益，如任意改变产品结构、变相提价、多发奖金、增加工资等等。此外，为了争取人民支持，国家实行超计划增发货币。这样一来，经济增长速度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职工报酬的增长大大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社会总需求大大超过社会总供给，导致物价不断上升。国内市场食品和工业日用消费品供应不仅未见好转，反而每况愈下。第四，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放弃阶级斗争，导致社会上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日渐增大。戈尔巴乔夫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还提倡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民主化”，企图以此来发动群众揭露体制的弊端、揭露苏共历史上的阴暗面。社会上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利用这个机会纷纷起来骂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各种舆论工具也经常出现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戈尔巴乔夫对此熟视无睹，不仅看不到里头有阶级斗争，而且经常发表讲话，表示支持。这样，社会上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就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日渐形成一股大的力量，开始牵制着改革背离社会主义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本应调整政策，纠正失误，在完善、健全新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同时，抓好阶级斗争，为改革创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可在戈尔巴乔夫看来，经济体制改革所以不顺利，是由于存在上层建筑的“阻碍体制”，并把面临的困难和错误的根源追溯到30年代工，批判的矛头开始转向斯大林和他领导时期形成的“社会模式”。把斯大林模式说得一无是处，说什么那是“变形的社会主义”，是“极权官僚体制”。因此，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打碎这一体制”。这种不分良莠的改革，不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当然，不可否认，苏联的经济体制改革确有阻力。因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必要的。但是，需要改掉的是政治体制中的弊端，而不是全盘改掉现行的政治体制，用不着“打碎这一体制”。戈尔巴乔夫却不是这样，而是从全盘否定“斯大林模式”的错误的指导思想出发，来制定他所谓改革“新思维”，实际上把矛头指向苏共各级领导机构。
就这样，从1988年起，由于经济改革没有取得成就，思想愈加混乱，便把改革的重点转向政治体制，企图通过削弱党的领导，发展“社会民主”来为经济改革开辟道路。1988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他的政改构想。这个构想，除了“全面民主化”外，主要还包括两条(1)“建立社会团体的发达体制”，说“如果没有社会团体的发达体制……就不能设想能建立起新的政治体制”。他倡议成立“一系列社会团体”，让他们“代表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同社会利益和职业利益”，“发挥社会政治积极性”。（2）公开党和国家机构的职能，“根本提高苏维埃作为苏联社会政治体制核心”的作用，使各级苏维埃“成为国家权力与管理的全权中心”；苏共的职能由限于“在理论上制订和修改政治方针”。
1988年6月，苏共召开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会上，戈尔巴乔夫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改革的总目标，把公开性、民主化和社会主义多元论看作是三个“革命性倡议”。会议决定“把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苏共从此“不能通过在社会生活各领域工作的共产党员贯彻执行。此外，会议还决定改革选举制度，建议通过“自由竞选”选举国家权力机构—苏人民代表苏维埃（即议会）和地方各级苏维埃。会上，党内各种观点曾展开激烈交锋，但会议的决定总体上体现了戈更新了的“社会主义概念”和有关改革的一套思想政治路线，把2月全会的政改构想具体化了。这就为形形色色反共、反社会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在苏正当舞台上迅速崛起打开了政治闸门。
1989年11月26日，戈尔巴乔夫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文章。文章承认：“如果（改革）初期我们认为基本上是纠正社会机制的部分歪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文章还宣扬“现阶段确立的全人类价值观具有首要意义”，强调“必须排除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抛弃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对立”，“从对抗转向合作”。
这期间，在“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的旗号下，民族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社会上出现了6万多个形形色色的“非官方组织”，苏共党内和社会上自由化思潮泛滥，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发展到否定苏联70多年的历史、反对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在1989年春举行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联盟最高苏维埃选举中，这些团体和政党的不少代表人物，通过“自由竞选”纷纷进入联盟最高国家立法机构，与苏共抗衡。这些势力与苏共党内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民主纲领”派彼此配合，在苏议会内外展开斗争，要求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在这种压力下，戈步步妥协、退让。于是，苏共中央1990年2月全会和随后举行的苏人代会，朝削弱苏共地位和作用方面又迈出关键性一步，决定修改苏宪法，取消宪法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同年7月，苏共28大又通过《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和苏共新党章，把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度用党的纲领形式固定下来。大会决定，“苏共坚决放弃政治垄断”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党将同其它政治势力“平等竞争”，在各级人民代表苏维埃“自由选举范围内捍卫自己的执政地位”和“作为政治领导的权力”。
这样，苏共28大完成了戈尔巴乔夫“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改革苏“社会大厦”的蓝图，使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及苏共的作用和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是实现了国家最高决策权力的转移，决定把“政权转交苏维埃”，决策中心由苏共中央政治局转向议会，最后转到总统手中。二是政治体制由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由列宁创造的议、行合一的苏维埃体制向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体制转变。同年10月，苏议会通过《结社法》，从立法上肯定苏联进入多党制时期。三是在经济领域，决定由计划经济向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过渡，撤销了列宁年批准成立的、有70多年历史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四是国家体制将由“单一的苏维埃国家联盟向主权的共和国联盟”转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苏联6年改革的历程就是苏联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过程，是非常惨痛的过程。具有70多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强国，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年中特别是1988年以来的三年中，毁于一旦。其根本的失误在于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迈错的关键两步是搞指导思想多元化、搞多党制、致使整个改革脱离了党的领导，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失去控制，各种反社会主义势力统统跑出来，按照它们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来改造苏联。这就使苏联不得不向资本主义方向演变。
（二）指导思想搞多元化
指导思想搞多元化，是戈尔巴乔夫背离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而迈错的关键的第一步。所谓指导思想多元化，实质上是指苏联共产党不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不再把共产主义作为苏联共产党的奋斗目标。
我们知道，苏联共产党是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按照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党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应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用别的思想或主义作指导，党就要变质，就不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作为党员个人来说，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就能够坚持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排斥和清除错误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思想的侵蚀。因此，是不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对于整个党或党员来说，都是一个极为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当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一般地说，在实践中取得成功的把握较大，并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丰富和发展，但是，也不排除在实践中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这就必须进行具体的符合实际的分析。绝不能因为实践中出现错误，就不加分析地把正确的指导思想当作僵化的过时的东西否定掉。戈尔巴乔夫就是不加分析地用实践中出现的错误来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戈尔巴乔夫要搞全盘西化，首先指导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作为一大障碍，千方百计要把它搞掉。
为此，戈尔巴乔夫找借口，利用各种卑鄙的手法，来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首先，借斯大林的错误，全盘否定斯大林，通过否定斯大林，进而否定列宁、否定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是苏联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继承列宁的事业，在他担任苏共总书记长达30年的时间里，做出了伟大的功绩，也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其功绩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在他当政的30年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使苏联从落后的自然经济占优势的国家变成先进的现代化工业国家。其工业产值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二是领导了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为打败法西斯主义侵略、早日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了重大贡献。斯大林的错误，主要是肃反时期搞阶级斗争扩大化，伤害了许多无辜的人们，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另外，在晚年搞个人崇拜，把自己凌驾于党之上，独断专横。戈尔巴乔夫抓住斯大林的错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在戈主持制定的《苏共纲领（草案）》中提出：“苏共毫无保留地谴责脱离生活、毁坏千百万人以及整个民族命运的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对此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辩解的理由。”认为斯大林时期“社会的悲剧在于，业已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被极端地曲解并且被错误、专横和对社会主义与人民权利的粗暴歪曲所困扰”。戈尔巴乔夫进而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在1991年7月全会报告中说：“过去，党只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鼓舞自己的源泉，而这个学说被极度歪曲，以适应当时的实用主义的方针，变成了一种圣经式的条文”，“过时的意识形态”。他表示要“与过去的意识形态教条和陈规俗套坚决决裂”。
其次，与“民主化”、“公开性”联在一起，来实现指导思想多元化。“民主化”、“公开性”是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叫得很响的一个口号。最初，其基本涵义是“让人民知道一切”、“公开讨论我国社会生活最紧要的问题”，“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民主”，以“避免政策和工作失误”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这两个口号在当时还有一定的界定的。界定在于：“民主化”、“公开性”的“限度是应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不许利用公开性反对社会主义”。可是后来随着各种思潮在“民主化”、“公开性”中沉渣泛起和改革逐步转向政治领域，1987年后戈就松了口，转向“放手去搞公开性”和“全面民主化”。1988年1月，戈在一次讲话中“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同时提倡“完整和无条件的民主”，并提出在历史和现实问题上不存在“禁区”，要消除“空白点”，“历史上不留空白”。戈还带头全面否定苏联社会主义70个的历史，攻击马克思主义已遭到失败。他在1991年7月全会报告中说：“几十年来强加给党的社会主义原来那种理论和实践模式已遭到战略性的失败”。并把过去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称为“兵营式共产主义的模式”。随后，戈又把民主化和公开性同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政治多元化联系起来，认为既然马克思主义导致了苏联几十年的专横和无法无天，并且遭到了失败，就不应该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垄断精神领域和政治领域，而应该用其它各种思想的精华来取代。他在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说：“公开性同追求垄断观点、同硬把一种教条来代替我们所抛弃的教条的作法、同为集团的利益服务、尤其是同歪曲事实和算个人私账的行为不相容的”。并在闭幕式上表示：“我们肯定舆论的多元化，摒弃精神垄断的做法。”戈在1991年7月全会上又说：“现在必须使我们的思想库内包括国内外社会主义和民主思想的一切财富”。这就使思想库成了大杂烩，指导思想成了多元化。至于谈到要把共产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时，戈认为共产主义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不可能实现的。他说：“应该承认，我们的经验，并且不仅我们的经验没有提供认为这一目标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成为现实的理由。”为此，不应该再把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
第三，修改党章和纲领，删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规定。戈尔巴乔夫等人经过几年的经营，在党内和社会上掀起了一阵阵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浪潮。到了1990年7月苏共召开28大时，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就提出修改党章，删去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条文。并在28大通过的纲领性声明中突出地写上这样的条款：“我们坚决抛弃对其他观点与思想的意识形态限制、教条主义和不容忍态度”，苏共“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同时也不再把共产主义作为党的奋斗目标。纲领性声明明确地承认：“改革政策的实质在于，从极权官僚制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过渡。”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一个《苏共纲领（草案）》。这个纲领草案通篇只字未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而是指出：“苏共建立在其成员对某种思想价值的忠贞不渝的基础上。对我们来说，其中主要的就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可见，在多元化的指导思想中，占主要地位的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严重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概括地说，其后果就是：搞乱了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整个苏联共产党，搞乱了整个苏联。广大党员失去了统一的指导思想，失去了统一的奋斗目标，就会对党和对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信心。在“8·19”事变前，就有429万多党员退党。社会上沉渣泛起，各种思潮纷纷登上政治舞台。人们失去了观察问题和辨别问题的是非标准。苏联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看法：“现在什么都对，什么都不对。”思想乱，则为和平演变提供了良机。攻心、夺权、私有化，这是和平演变、全盘西化的三步曲。攻心，就是搞乱思想。实行指导思想多元化，就是其最主要的内容。思想搞乱了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可以说，苏联的演变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
（三）政治上搞多党制和议会政治
政治上搞多党制和议会政治是戈尔巴乔夫全盘西化的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以所谓多党制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以议会制度取代苏维埃制度（实质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被葬送的直接政治原因。
多党制是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党制度，属于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它根源于资产阶级本身划分为不同的利益集团，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所谓自由、平等原则在国家政治领域中的体现。无可否认，体现着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关系的多党制，是资产阶级为实施内部调节所能选择的“最好的政治外壳”，就能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因为在执政党与反对党、当权者与反对派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即都承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都搞资本主义。因此，无论其人员、机构、乃至称谓不同的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整个资产阶级的权力发生动摇，或者旁落。此外，多党制还可以成为一些资产阶级国家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纳入资产阶级民主和法制轨道的工具，使之变得对资产阶级统治无害。说到底，多党制是资产阶级实现其统治的巧妙工具。实行多党制就必须实行议会政治。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不论实行内阁制或总统制，一般都设有议会。议会是政党发挥作用的主要场所和必争之地。谁控制了议会的多数议席，谁就实质上取得了执政权。资产阶级政府一般都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因此，只要实行多党制，资产阶级政治的一整套制度就会接踵而至。
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多党制则是完全不适用的。因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是完全不同类型的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在本质上只能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产阶级专政是这样一种专政，它是由最后一个剥削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达到无产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它从根本意义上讲，它是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机器对国内仍继续进行顽抗的资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即便是在资产阶级作为阶级被消灭之后的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只要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还存在，只要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在通过各种途径不断地滋生出来，只要国际范围内的资产阶级及其意识形态还占有巨大的优势，这样的阶级斗争就必然存在，因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成为必要的。既然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无产阶级为消灭阶级而对资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因而它就绝不能实行允许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平起平坐、分享政治权力的制度。如果实行多党制，那么就意味着承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享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力，承认资产阶级政党可以自由地向无产阶级政党争夺执政权。这在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依然强大，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斗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无异是在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此外，无产阶级专政也要求无产阶级作为一个团结统一的阶级来掌握国家政权。列宁曾经指出，无产阶级的分裂将不可避免地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作为一个团结统一的阶级，无产阶级才能有效地组织国家，并对资产阶级以及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势力进行胜利的斗争，并达到最终消灭一切阶级的目的。无产阶级的团结统一，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来保证的。这就是说，从无产阶级的内部关系来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也不具备实行多党制的条件。如果实行多党制，无疑意味着承认无产阶级的分裂。其结果同样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瓦解。当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共产党执政国家政权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有许多经验教训应该加以总结，积极而又谨慎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提高共产党的执政本领。但是，决不能因为共产党执政犯过错误，就要搞多党制，用多党制来制约或取代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事实说明，实行多党制，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国家政权就有可能丧失掉。
苏联实行多党制，原因很复杂，是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相互斗争的结果。但作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却经历了从拒绝实行多党制到鼓吹实行多党制、再到要当总统不想当总书记，最后到解散苏中共中央辞去总书记职务这样一个渐变过程。
在1988后以前，苏联共产党对政治反对派提出的多党制主张基本是拒绝的。直到1989年1月，戈尔巴乔夫还针对有人提出的苏联需要实行多党制的主张时指出：“苏联的一党制是历史上形成的；谁也替代不了苏共。”但是，由于苏联共产党内的主要领导人没有把坚持共产党领导和主张多党制之间的斗争视为一场异常严肃的阶级斗争，而且认为这两种主张不过是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中的两种不同意见，是见仁见智之争。到了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立陶宛的一次讲话中表示：“实行多党制并不是悲剧”，“我们不应当象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认识原因。戈尔巴乔夫对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表现出极度的厌恶，认为社会政治体制的种种弊端都根源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都根源于共产党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因而，革除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弊端，必须从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做起。戈尔巴乔夫主持制定的《行动纲领》明白地讲到：“全民的法制国家排除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尤其是排除官僚主义的管理政权，它是保证所有公民可以享有参与国家事务和担任任何职务的苏维埃共和国。”把建立所谓的“全民的法制国家”、“多元化的民主政体”奉为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取向，这就为实行多党制打开了大门。同时，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也就不可避免地模糊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界限，甚至认为，“社会主义官僚专制体制”的形成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失误，就是由于对民主做了区分，拒绝了人类的民主传统。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彼此接近，正在“实现一体化进程”；坚持已经过时的“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使“我们对人类多少世纪以来的许多成就的意义显然考虑不够”，而主动排除这种对抗，可以使我们在“更大程度上在社会主义体系范围内利用一体化的好处”。在戈列举的“成就”与“好处”中，就包含有资产阶级民主。否认阶级的民主性，否认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界限为前提来谈论“继承”人类的民主传统，便意味着倒向资产阶级民主。二是反对派的压力。由于戈尔巴乔夫在主张实行“无条件民主化”、“无限制公开性”、“意见多元化”、“政治多元化”等原则，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当反共反社会主义政治势力宣传多党制主张时，也不敢反击，只得听之任之。当多党制主张逐步成为一股强有力的社会思潮，反共反社会主义政治势力借助这股思潮一步步扩大，而党无力再控制局势时，戈尔巴乔夫又试图通过多党制作为化解日益尖锐的社会冲突、联合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消除社会生活中某种“集权”和“专断”现象的手段，因而完全放弃阶级斗争，使苏共根本无力解决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社会冲突，结果只能步步退让，直到放弃党的领导地位，接受多党制的主张，给反共反社会主义政治势力以合法地位。
由于上述原因，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提出：“党的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来强行合法化。”实际上就是要放弃宪法上无价之宝党的领导地位的条文。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人代会修改了苏联宪法的第6条，取消了苏共领导地位的法律保障内容，改为“苏共、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等社会团体和群众运动”通过自己的代表“参与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苏共28大通过的《纲领性声明》中提出“要排除任何阶级、国家政党、集团、管理体制的独裁专政”，同一切进步的思想政治派别进行对话和建立伙伴关系，并建立政治联盟。在苏共的新党章中也载明：苏共与其他政党、社会政治团体（包括工会、共青团），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平等竞争、合作的伙伴关系。这就在政治体制上明确宣告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转变。
为了适应新的情况，对党提出“进行彻底革新”。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苏共纲领草案》提出，要“对党本身进行彻底革新，重新理解它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认为“党的革新要求以新的立场去理解党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党同国家的关系，去选择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党将“为争取民主选举中取得代表资格而奋斗”，党在参与建立国家政权和管理机关时，“愿意与其它党派和组织进行广泛合作，为完成民主改革纲领而结成联盟和同盟”，“在议会的共产党员议员成为少数派的政权机关，他们将采取建设性反对派的立场”，实质上就是成为“议会党”。因此，纲领草案明确提出：党不再作为“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
戈尔巴乔夫在鼓吹和实行多党制的同时，在政权建设方面做了一系列所谓“改革”。在党政职能分开的口号下，强调“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为了达到权力的转移，还做了许多组织行政方面的动作。1988年6月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其常设机构为最高苏维埃（即两院制议会）。1989年5—6月召开第一次人代会，戈尔巴乔夫当选为首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由于人大和苏维埃内部出现一批不同政治倾向的派别，各种意见争吵不休，苏维埃成了“纯粹的议会机构”，对一些重大问题经常议而不决，延误解决问题的时机。1990年2月，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提出设立总统制问题。同年3月有，第三次人代会决定正式设立总统职位，戈当选为苏联第一任总统。总统被赋予远比最高苏维埃主席更为广泛的权力。这样，国家权力和决策中心就由苏共政治局转移到总统手中。同年11月，戈又提出“改革和加强国家政权委员会，建立由总统直接领导的内阁制。这完全是模仿资产阶级政权建设的形式。苏共政治局实际上变成了各共和国党中央的联络机构，大批党的领导干部被撤职和排挤，党的领导成员不能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兼职，党的威望大为下降。事实上，这些改革没有周详的完整方案，人代会、总统制以及总统领导下的内阁的建立过程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第二次人代会闭会不到两个月，又匆忙召开非常人代会讨论总统制的问题。总统制从正式提出到完成建制，总共用了不到40天。第三次人代会决定设立的总统委员会，仅仅9个月就被解散，另建内阁制。如此匆忙的变动，难免不产生诸多失误和弊端。又据统计，从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到苏共28大的两年间，苏共中央全会就召开13次。从1989年5月到1990年11月，仅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就召开4次。各委员会的会议也相当多。至于加盟共和国系统的大小会议更是不计其数。在这种政治过热的情况下，各级领导的注意力都集中于政治方面，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实际上被完全搁置。
有趣的是，1991年4月24—25日苏共召开中央全会，主题是“摆脱经济危机的途径”。在短短的一天半时间里，除了戈尔巴乔夫讲话和帕夫洛夫总理的长篇报告外，有32人在大会上发了言。面对危机日益加深的事实，“激进派”和“传统派”都有人提出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的要求。戈尔巴乔夫提出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但全会多数拒绝了戈的辞职。本来，苏共已经没有管经济的职权了。经济搞不好，完全是总统和政府的责任。但戈要辞去的是总书记职务而不是总统职务。说明戈已经对党不感兴趣了，要的是实权。戈在闭幕讲话中反驳了代表们对他的批评，强调“在目前情况下，最合理的方针是坚持政治中间主义的方向”，“如果有人想恢复宪法第6条发挥作用的状况的话，那么社会是不会接受这种立场的，这将被认为是反改革的构想，是恢复旧制度的动作。”这表明，戈仍在坚持其错误的政治改革路线。
“8·19”事变后，戈尔巴乔夫以苏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没有反对和抵制事变为由，宣布解散苏共中央，并辞去总书记职务，把整个党抛弃。个人宣布解散党是不符合党规党法的。再就其解散的理由来说，也是不成立的。发起事变的人是副总统及总统内阁的一些成员，苏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并没有介入。相反，苏共副书记伊瓦什科在关键时刻给发起事变的副总统出难题，提出要见戈尔巴乔夫。这对于促使戈复出起了不少作用。因此，要解散的应该是内阁，要辞去的应该的总统职务。戈尔巴乔夫强行解散苏共中央，说明已经是苏联共产党最大的叛徒，是党内自己培养的敌人。
从戈尔巴乔夫拒绝接受多党制到鼓吹实行多党制、再到要当总统不当总书记、最后到解散苏共中央，这一逐步发展的轨迹，给人们以深刻的教训，对我国一些主张多党制的人来说，也是一帖最好的“清醒剂”。
（四）经济上稿私有化
苏联经济改革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搞私有化，而且是以乞求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援助为条件的私有化，要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当然，在改革的头几年，并没有明确提出搞私有化。但随着改革政策的失误，经济危机的加深，苏联领导人不仅没有正确地总结教训，反而把经济搞不好的原因，除归咎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上层建筑外，还归咎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因而逐渐形成了这样的经济改革思路，其基本出发点是：认为现在国家集中的资产过多，人民同国有制关系疏远，职工没有主人翁感和积极性，因而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所以要实行国有资产分散化和国营企业私有化，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混合经济”的路子。戈尔巴乔夫1990年9月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示：“我们走国有资产分散化的路子，实行混合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国营企业、股份公司、合作社、租赁企业，还包括一定规模的私营企业在内，作为法律上平等的主体进行活动。”不提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并说：“实行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是为了“克服人民同生产资料、同所有制疏远的现象”，“以调动人们的主动精神，鼓励他们的劳动活动和经营活动，广泛地应用科技成果，使国家的经济发展出新的活力。”
如何实现国有资产分散化和私有化？1991年7月1日，苏联议会《关于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原则法》，即私有化法。此法规定，苏联企业的私有化将在5年内分为两个阶段实现。在第一阶段结束时（1992年），属于联盟所有的企业的固定生产基金的40％至50％将脱离国家直接管理的范围；到第二阶段结束时（1995年），这个比例将上升到60％至70％。根据私有化法，国营企业可以改为租赁企业或集体企业，也可以改造成为股份公司，招标出售或拍卖，主要将由企业职工购买，其他苏联公民或外国公民和法人也有权购买。私有化法的通过，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瓦解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合法性。这是多么令人扼腕叹息！
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苏联私有化是在戈尔巴乔夫总统即将去伦敦会晤美国总统布什和其他西方领导人的时候通过的，这里头窝藏着一桩规模空前的政治交易。
苏联为了克服经济危机，从1990年来已连续制订过这样那样的好几个经济改革方案，因方案之争，闹得不可开交。1990年5月，雷日科夫总理代表政府在苏联议会上提出《关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这个构想一公布，立即引起社会上的激烈争论。一方面，由于该方案主张通过全面提价的办法实行价格改革，造成了全国的抢购风潮，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震荡。另一方面，激进派认为，该方案未脱离经济困境。6月13日，苏联议会通过决议对该方案进行修改。8月底，根据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共同倡导并委托苏联科学院院士牵头拟定了一个“500天计划”的激进方案。围绕沙塔林方案和雷日科夫方案，各派政治力量之间又展开了争斗。其实，不论是沙塔林方案还是雷日科夫方案，它们这间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经济上实行国有资产私有化。差别在于，雷日科夫认为企业和财产非国有化是长期的，而且在大多数行业当中至少50％的股票要由国家控制；沙塔林则认为要结束国家对企业的控制，让私人部门在大多数行业占优势，公民个人而不是机构，为财产所有者。两个方案，议会都没有完全接受。戈尔巴乔夫只得在吸收两种方案有关内容的基础上，于10月18日以总统名义重新提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强调“市场经济具有活力和效率”，“除了向市场过渡别无选择”。基本办法是放开价格和实现私有化。文件虚而不实，仅仅得出改革的基本方针，具体实施的措施和办法，由各加盟共和国制定。这就避开了争论的焦点。但从总统方案中提供的数字看，国有资产私有化难度是很大的。目前苏联固定资产约3万亿卢布，流动资金8000亿卢布，即国有资产共3.8万亿卢布。而目前居民积存的货币总金额约4000亿卢布。假定用1000亿购买股票，再加上其他法人持股购买，其购买能力不会超过5000亿卢布，也就是说，仅能将13％的国有资产实现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这对于苏联经济改革所要到达的目标来说，是很小的。因此，苏联希望大量吸收外资来解决这个问题。到底需要多少外资的援助呢？戈尔巴乔夫间接地表示需要1000亿美元。他的助手普里马科夫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负责人会谈时说：“如果苏联的新经济改革计划要取得成功，在今后五年里每年将需要300亿到500亿美元的外国贷款。”因此，西方普遍认为，苏联的要求是1500到2500亿美元。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它相当于苏联现有外债的（700亿美元）的2—3.5倍，相当于美国为实施马歇尔计划拨款（131.5亿美元）的11—19倍。
苏联谋求援助的对象是西方七国集团，即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这七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于1991年7月份在伦敦举行每年一次的例会。戈尔巴乔夫知道，这是他谋取援助的关键时机。因此，1991年年初开始，他急不可耐地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力图挤进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圈子。除正常的外交渠道外，戈尔巴乔夫还展开了秘密外交活动。一是赋予前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美访问期间游说美政界领导人的使命。二是由“500天计划”的起草者，前往美国哈佛大学，与美国专家一起制订苏联与七国集团合作的纲领草案，即“哈佛计划”。该计划提出了两个阶段的行动部署。第一阶段，苏将进一步放开价格，开始小规模的私有化，调整卢布汇率以使之能自由兑换；第二阶段，卢布将变成完全能够自由兑换的货币，私有化将以更大规模进一步开展，价格控制完全取消。该计划还指出，西方援助是以苏保证实行所谓自由选举和其他民主改革为前提条件的。以此相适应，在苏联国内就匆匆地通过了私有化法。目的都是为了使西方相信苏联全盘西化改革诚意，以换取西方的大规模援助。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行动需要与七国集团的行动和欧共体的行动同步进行。”苏联内阁总理帕夫洛夫表示，如果西方真正地希望苏联的经济改革取得成功，它就不能采取“等着瞧”的态度。他说：“如果两人在打架，而不仅仅喊到：‘让我们走！’”因此，“我们要求给一个答复，同意还是不同意。如果不同意，那么我们只能刹车。”很清楚，苏联不仅希望借钱，而且希望同西方一块制定如何用这笔钱改造苏联社会的方案。在这里，任何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属性的差别都没有了。国家的主权似乎也无所谓了。这是一桩拿国家主权和社会制度作交易的买卖。
西方国家也看出，这是他们加紧对苏进行和平演变的关键时机。西方七国经过一系列磋商后，同意在首脑会议结束后立即与戈尔巴乔夫进行会晤。7月17日至19日，戈访问伦敦，向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参加者发表讲话，并分别会见七国领导人。西方对援苏提出了苛刻的条件，明确表示提供的哪怕是技术援助，都必须考虑苏联国内情况和它的对外政策。西方的对苏战略目标是使苏联实现“三化一自”，即经济私有化，政治制度“民主化”，国家非军事化和让各共和国自决。虽然苏联已经按这个目标在推进，但西方七国一直恪守“多给指导少给钱”的原则，不“大输血”。布什明白地说：“西欧各国政府，由于它们本身财政吃紧，它能做的事情也是有限的。戈尔巴乔夫的伦敦之行，被礼貌地拒绝了大批经济援助，得到的只是教训苏联人民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教科书”。外电报道说：戈尔巴乔夫在同七国首脑会谈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神情严肃，近乎压抑，不像经常在国际场合那样谈笑自若，轻松潇洒。戈说，他要强调的是“理解”两个字。谈到西方的援助时，戈情绪激动，声调渐高。他加重语气说：“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困难的时期。不管你们帮助不帮助，我们将找到渡过难关之路，自己摆脱困难。”尽管戈尔巴乔夫仍然唱高调，说什么“坚冰已经开始移动……破冰船已经开航”，但是他明显地显得疲倦、失望，他对七国首脑未能理解他的请求的迫切性和苏联问题的严重性显然是不满的。由此可见他屈从、乞讨。甘当奴婢的嘴脸。
（五）军队建设上搞非党化、非政治化
军队“非党化”和“非政治化”是戈尔巴乔夫推行全盘西化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要害是否定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取消马列主义对军队的指导和灌输，改变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钢铁长城，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打开通道。
苏联军队搞“非党化”和“非政治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7年至1990年2月，出现反军乱军活动，且日益猖獗。1987年曾发生西德青年鲁斯特驾机闯进红场事件。以此为契机，戈尔巴乔夫对军队的传统势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并派当时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去防空军，对失职人员大张挞伐，罢免了多名军队高级将领的职务。这一行动向人们发出了一个信号：军队不是不能批评的。从此，以《星火》杂志、《莫斯科新闻》、《二十世纪与和平》、《共青团真理报》等刊物为首的从中央到地方的部分舆论工具向军队发起了进攻。他们把军队说成是“保守势力的老巢”，是“一切教条主义和反民主的根源”，是“家里的军国主义者”。“苏联同其他国家关系紧张的罪魁”，“苏军应对国际紧张局势负责”。与此同时，这些报刊还特别热衷于揭露和批评军内的腐败现象、军官特权、军纪涣散、军风不正、刑事犯罪严重等耸人听闻的事件，散布军队有可能发生政变的消息，把苏军描绘成“充满暴力和侮辱的人间地狱”，在电视屏幕上还出现一些地方焚烧军人证件和应征入伍通知书的反军活动场面。他们还把苏联经济衰退的责任推给军队，说是“军队这中怪兽吸干了国家的血汗”。舆论工具的肆意诋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军队的看法，破坏了军队的威信，涣散了军心。跟着而来的是，社会上侵犯及其家属荣誉和尊严的事例越来越多。仅立陶宛1990年一年间就通过了20多个旨在反对苏联军人及其家属的法律和命令，政治上歧视他们，限制和剥夺他们的选举权，不允许他们进行政治活动；生活上刁难他们，不给家属上户口，得不到配给和生活必需品，不分配住房，甚至在冬季即将来临之际，以停电、停水、停暖气相威胁。拉脱维亚的国籍法草案规定，对在苏军中服过役的人及在苏共担任过职务的人均不给予拉脱维亚国籍。到1990年底，拉脱维亚政府已拒绝让5000名军人和1.2万军人家属报户口，剥夺了他们申请住房、就业、就医和购物的权利。更为严重的是殴打伤害军人事件层出不穷。1990年全国发生袭击军人事件记录在案的高达3500多起。在袭击军人事件中，1989年共有59名军官被杀害，1990年前三季就有52名军官被杀。此外，在民族冲突地区，往往军队与群众发生直接磨擦，甚至出现人员伤亡，使群众对军队产生怨恨和抵触情绪。
第二阶段：1990年2月至1991年“8·19”事变前。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取消党的法定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后，军队开始走向“非党化”、“非政治化”、激进派首先提出，在实行多党制的情况下，共产党不能对军队实行一党控制，要求撤销军队党组织、党的政治机关，变党的军队、革命的军队为国家的军队、国民的军队。对此，苏军领导集团起初是抵制“非党化”、“非政治化”的。但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妥协退让，使“非党化”、“非政治化”在苏军中逐步实施。从理论上讲，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是多党制的伴随物。只要是搞多党制，军队就不可能只听从一个党的领导。因此，苏军领导集团的抵制也没有多大作用，苏军照样被进行改造。苏军的统帅权随即由苏共中央总书记转到总统手里；苏军总政治部也改为“总军事政治部”，脱离苏共中央的领导，而隶属同级军事首长，不再负责党务工作。苏军中的党组织已脱离政治机关领导自成体系，其地位和作用明显下降。部队教育取消了马列主义内容。重新颁布的苏军军事委员会（建立在集团军以上单位）条例只字未提苏共对军队的领导，且为右翼激进势力参与和监督军队事务提供了法律依据。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一切合法的政治组织都毫无例外地有权在军队存在”。新《联盟条约》草案也取消了军队的对内职能，不允许使用武装力量解决国内问题。
同时，各种反共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势力已大肆侵入了军队，都到军队去建立自己的组织。军内思想出现混乱，对共产党的信念发生动摇。特别是右翼激进派的头目叶利钦早已把手伸向军队。他在竞选俄罗斯总统活动中挑选苏军侵略阿富汉战争“英雄”亚历山大·鲁茨科伊中校为搭档，其用意就在于拉军队。他所到之处都要视察军事基地和会见官兵。他还支持“军内改革派”提出的解散军中克格勃的主张，许诺向军队提供住宅，并把自传的部分版税交给军队，解决军队住房困难。他的这些手法换来了军队部分中下级军官的支持。他在图拉空降师视察时，该师专门举行军事演习对他表示欢迎。中下级军官称：“我们多数人支持叶利钦。”果然，在总统选举中，尽管苏军总军事政治部事先发出指示要俄罗斯联邦境内驻军投共产党候选人的票，但届时仍有30％以上的军人投票支持叶利钦，太平洋舰队有半数以上的人投了叶利钦的票，而不投共产党候选人的票。可见，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已经到了严重的地步。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后不久，发布“非党化”命令，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推行“非政治化”，这又加深了军队的“非党化”、“非政治化”。
第三阶段，“8·19”事变后，戈对苏军的高级军官作了大量的撤换、调整，此时，军队已完全进入“非党化”、“非政治化”时期。叶利钦迫不及待地在8月23日签署法令宣布：武装部队里的苏联共产党组织为非法。并决定在俄罗斯境内的苏联武装力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机构与军事院校中撤销军事政治机构，禁止政党组织机构的存在。接着，戈尔巴乔夫在第二天也发布命令，停止各政党和政治组织在苏联军队、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护法机关、铁道部队、各军事单位和国家机关的活动。8月29日，戈尔巴乔夫签署了撤销苏联武装力量、苏联国有安全委员会部队、苏联内务部队和铁道部队中军事政治机构的命令。随着这些命令的实行，苏军已经完全走上“非党化”、“非政治化”了。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国家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支柱。客观存在既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是国家的军队。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党领导军队与国家领导军队是一致的。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搞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把军队看成是一个大障碍，因而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目的就是想剥夺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权，解除共产党的武装，使共产党在反共势力进攻面前放弃执政党的领导地位，丧失战斗力。我们要吸取苏联以及东欧军队演变的严重教训，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二“新思潮”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苏联演变的理论基础
“新思潮”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推行的一套理论。它是苏联近几年内外政策和改革的指导思想。这套理论的出笼，曾引起国际社会的轰动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在苏联国内、党内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导致了社会主义方向的逆转。
（一）“新思潮”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提出是为了“更新”科学社会主义、“根本改造”社会大厦
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来，经过苏联70多年的实践和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40多处的实践，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总体来说是清楚和明确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已经扎下深深的根基。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要“更新”社会主义的理论概念，要“加深和修正社会主义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概念”。于是，戈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新概念”。这个“新概念”经历了从“新思维”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立论的基本依据有两点：
一是对当前时代的变化和特点的片面认识。戈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我发展的可能性估计不足”，“没有预见到未来的科技革命可能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的源泉”，而列宁其实也“根本没有一个完整的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他的一些“草案”和“看法”在斯大林时期又“被粗暴地扭曲了”。戈认为，现在世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因此必须根据当前时代的现实确立社会主义“新视角”和“新思维”，对当代世界的新变化、新特点采取“现实主义态度”。从现有资料看，戈提出“新思维”这一概念，始见于1984年12月18日他在英国会议上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当我们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同时应当注意到，首先是核武器的性质改变了有关这两个问题的传统观念。……过去的战争曾是巨大的灾难，但没有象今天这样会使人类毁灭。核时代必须要求人们有新的政治思维。”此后，他在许多场合谈到“核毁灭”，并形成了他特有的“核时代”观。戈认为，“随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有了客观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出现全部毁灭的威胁。”因此，当代世界“越来越相互依赖”，“人类已进入了大家互相依赖的阶段”；世界已经是“一个固定的整体”，形象地说，“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因而应当使自己的举动不导致翻船”。从这个认识出发，戈认为，应该得出“全人类价值观占优先地位”、“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结论。为了“全人类的价值和利益”，应当超越各种差别，达到“利益和平衡”。这里戈完全忽视和否定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存在着原则性差别和矛盾冲突的事实。
二是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及其历史的否定性评价。戈认为，由于十月革命胜利而形成的体制“发生了严重变形”，形成了一个“专制官僚体制”。这种体制使人同生产资料、自己的劳动成果、精神财富分离而异化。而经济中的障碍机制及其带来的社会的意识形态的一切后果，导致社会结构的官僚主义化，并使各级官僚阶层“不断繁衍”，使人同社会、国家政权分离，无法充分行使实际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总之，戈认为苏联现实社会主义是“变了形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既不是资本主义，又符合社会主义本来原则”的某种“国家社会主义”。因此戈提出，“必须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建设一个“新质态的社会”。基于这种否定性评价，戈又进出，“应当粉碎斯大林主义的意识形态及其有关的一切东西”，“放弃国内业已形成的扭曲了社会、社会主义价值观并引起了反常现象、严重悲剧和损失的”体制，“从专制集中的社会模式向人道的、民主的、以服务于人为社会方向的社会过渡”。
戈尔巴乔夫萌发“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上述两个基本依据都是错误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当前的时代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当前时代的基本特征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决不会因为有几件核武器的发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就会消除；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也不会因此而变得人道些，不再剥削压迫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唯利是图永远是资本家的本性；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颠覆、渗透与和平演变，也不会因此而罢手，他们从不担心其举动会导致翻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仍然充满着真理的光芒，决不会因为核武器的发明而过时。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重大的作用，它使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先进的工业国。虽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种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但决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斯大林时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的“新思维”，正是从否定马列主义对当代的重大指导意义、否定苏联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两个错误的基本前提出发，因而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并根本改造了苏联的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加速向资本主义演变。
（二）“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
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内容庞杂，提法不一，并随着戈的政治实践和苏联政局的演变而有所发展和具体化。1987年11月出版的戈的《改革与新思维》论述了改革的起源和实质、对外政策和“新思维”。认为改革的起因是由于“国内形势已经潜伏着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改革就是坚决克服停滞的过程和打破阻塞机制”，并且“只有通过民主和依靠民主，改革本身才有可能”，同时还否定“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原理，提出“全人类价值观优先”的论点。这本书标志着“新思维”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1988年6月戈在苏共第19交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根本改革”政治体制的任务，同进第一次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概念，还论述了其七个特征，即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现实人道主义制度；是有效而活跃的经济制度；是社会公正的制度；是具有高度文明和道德的制度；是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制度；是各民族真正平等的制度；是渴望和平的制度。认为苏联所要建设的社会崭新状态，“正是这种民主的和人道的社会主义面貌”。1989年11月26日戈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的长篇理论文章。这篇文章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地表达了他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的本质认识，以及对社会发展进程的真实想法，从深层次上为其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内涵。1990年苏共中央2月全会提出并于同年7月苏共28大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声明》，正式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全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并对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内涵作了详尽的阐述。此后，戈又在国内外各种场合以表许多讲话，阐述了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和改革的思想。由此可见，“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是比较广泛的，既包括国际方面，也包括国内方面。对此，戈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的确，新思维最初仅仅是与我们的对外政策相联系的。然而，它现在已经成为我们这里实行改造的普遍哲学……”， “历史性的新思维……确实包括了当代全部的主要问题。”其理论体系大致包含如下内容：
在国际方面，戈尔巴乔夫以“核时代”为前提，提出“全人类价值优先”这一国际“新思维”的核心命题，以“人类道德伦理准则”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并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作了根本性修正，提出了两大社会体系“一体化”的构想。他以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提出了一个“核时代”的问题，进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核时代”观。在他看来，核武器的威力决定和改变着一切，既决定着人类生存与灭亡的命运，又改变着人类相互关系和思维方式；核时代的主要矛盾是人类生存与灭亡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就是要否定“旧思维”，确立“新思维”，首先要从理论上否定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原理，承认把“全人类原则作为时代的绝对命令置于优先地位”，“排除现代两大社会体系的对抗性，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对立”，摆脱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否认战争与革命的因果关系，推行国际关系的伦理化、人性化、人道主义化，实现两大社会体系“一体化”的构想。这一“核时代”观也是形成“新思维”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对此，戈说得很明白：“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作为出发点的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是达到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目的手段。”并由此推导出：“历史上第一次把全人类道德伦理准则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把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
“新思维”渗透和扩展到苏联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领域，就成为戈尔巴乔夫推行国内改革的思想理论支柱。1987年，他曾说，“新思维及其人道主义的、全人类的标准和价值正在渗透到各个阶层。”如果说，戈在当政的最初三年间，还是以改进和完善社会主义为目的，是针对经济停滞局面和存在的“阻碍机制”进行改革的话，那么，后来要革除的则是他认为的“业已形成的扭曲了的社会、社会主义价值观，并且由此引起的反常现象、严重悲剧和损失的专制官僚体制。”戈尔巴乔夫说，“这就是改革的出发点。”在国内问题上，“新思维”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把改革看作是从“专制集中的社会模式”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转折。并且，也正是为了适应“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一终极目标的需要，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整套改革的理论观点：
（1）主张思维多元化。提出“民主化、分开性和多元化”三大“革命性倡议”，否定马克思主义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个问题，前面已讲到，这里再作些补充。戈尔巴乔夫认为民主化和分开性是改革不可逆转的基本保证，是符合社会主义概念的实质本身的。戈在《改革与新思维》中宣称：“民主越多，社会主义就越多”。随后又提出“民主化是达到改革目的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手段，是符合列宁的社会主义概念的实质本身的。它可以使我们社会实现十月革命所要实现的理想。”他认为，“今天的问题是：要么是民主公，要么是社会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没有第三条道路可。”因此，要提倡“完整的和无条件的民主”。又认为，“时代的重要特征是广泛的公开性”。“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搞改革”。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民主化，公开性，必然带来意见多元性，包括指导思想多元化。戈明确表示：“我赞成搞多元化”，“坚决反对任何形式对舆论工具进行垄断”。戈主持制定的苏共28大《纲领性声明》说：“我们坚决抛弃对其他观点与思想意识形态限制、教条主义和不容忍态度”，苏共“坚决放弃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垄断主义”。
（2）主张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前面已讲到戈尔巴乔夫主张实行“多党制”、“三权分立”的情况，这里不再重复。对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戈尔巴乔夫是很反感的。戈曾声称：“我坚决反对用暴力的方法解决我们业已成熟的问题。我不能接受下述意见和建议：即我们需要专政，只有专政才能拯救我们。”戈在分析苏联社会危机的深刻原因时甚至把它归结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专制”造成的，他认为“发生危机的深刻原因，在于社会主义思想过去被扭曲了，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国家化，党和国家上层集团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实行的专制，造成了使人脱离所有制和权力的新形式，导致了专横和无法无天”。认为实行三权分立和总统制，才是“实行真正的人民政权”。
（3）提出“改革”党的建设的一系列理论，否定党的性质、宗旨、目标。苏共28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章程》改变了“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传统提法，改写为“它以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保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为自己的目标。”关于党的指导思想，过去苏共党纲和党章都写明“以马克思列宁理论武装”。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苏共纲领（草案）》通篇只字未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更没有把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纲领草案明确提出：“苏共建立在其成员对某种思想价值的忠贞不渝的基础上。对我们来说，其中主要的就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关于党的性质，戈尔巴乔夫说：“苏共不再是某个阶级的党，而是全体人民的党，它代表的不是某个阶级的利益，而是苏联人的共同利益。”党“既是先锋队，又是议会党”。对此戈解释说，“不能把先锋作用强加给社会，只有通过为劳动者利益积极斗争，通过实际行动和以自己的整个政治面貌和精神面貌才能争取到先锋作用”，并说“苏共将实行自己的政策，将在民主范围内和在中央和地方立法机构范围内争取保证执政党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苏共起着议会党的作用。关于民主集中制，1991年7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纲领草案只字未提“民主集中制原则”，只强调“党的民主化”，认为“党的深刻民主化是其革新的最重要的方向”，“各共和国的党具有独立性”，要“为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和主动精神开辟广阔的天地”；“苏共民主化要求灵活的党的组织结构形式”，“政治辩论、围绕党的纲领自由结社、保护少数派的权利将有利于实现民主化的要求”；党员参加一个党组织的工作，但可“用另一种方式执行党的路线”，党员“可奉行无神论观点或信教”。这实际上是在把党变为思想、组织松散的团体。
（4）主张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否定社会主义道路。戈尔巴乔夫认为，目前国家所有制“垄断性的独占性的统治”是造成经济危机状况的主要原因和摆脱这种危机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在目前这种所有制的形式下，所有制是行政命令体制的基础，“这种体制束缚我们整个社会，不打破这种体制，国家根本不可能复兴和革新”。因此，戈认为，“主要而刻不容缓的任务是通过财产非国有化，取消垄断，全面改革所有制关系，实现所有制私有化”，“为了形成自由商品生产者这个市场经济的最重要因素，需要尽快把大部分企业从国家包办下解放出来，实行私有化”。
需要指出的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其理论基础是抽象的人道主义价值观。多年来，戈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新面貌就是社会主义的人的面貌”，“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是人”，社会主义理想中主要的东西是“人本身，人的需求、利益，人的活生生的生活。”戈认为，“俄国1917年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价值观的回声，同时也是实际实现这些崇高理想的大胆尝试”；社会主义所要建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就是要“使人逐渐变成为目的，而不是手段”，要“保证整个社会制度面向人的转折”。戈认为，这种社会结构的人道主义化“符合博爱的要求或道德至高无上的要求”。过去，“为了虚构的集体主义精神，忽视了人的个性，阻碍了个性的发展，在大众优于个体的借口下大大缩小了自由的合理界限，阉割了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人道主义的本质。”为此，戈提出要通过改革，“克服人与所有制、与生产资料、与政治进程、与政权、与文化的疏远（即异化）现象，”而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最充分地提示我们的制度在各个决定性方面，即经济方面、社会政治方面和道德方面的人道主义性质。”戈提出，“实现改革的主要标准是：全面充实人权，提高苏联人的社会积极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作如下归纳：它是一个以“核时代”为前提，以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为“出发点原则”，以“全人类价值观优先”为核心，以“人道主义”为理论基础，以“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为理论支撑和先行手段，以“多党制”、“私有化”为政治、经济改革的纲领，以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和“一体化”世界为目标的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三）“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是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
首先，它否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抹煞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马克思、恩格斯早就在创立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基础上，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私有制最终将无法容纳其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必然趋于激化，这就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并逐步过渡到消灭一切阶级和剥削现象的社会即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后宣布：“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然而，“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否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仍是当今时代的基本趋势，否定两种社会制度对立和斗争的现实。事实上，现代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与发展，并没有消除其固有的矛盾，无产阶级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与民主权利在一定程度的扩大，并没有改变无产阶级被剥削被统治的地位。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矛盾的提示没有过时，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趋势没有改变。还要看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是在追逐最大利润这一原则下对待和处理问题的，它决不可能为“全人类利益”放弃剥削。一切有悖于这个资本主义原则的制度和运动，都为资本主义所不容。社会主义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威胁它们的利益，对此它们决不会坐视。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消灭社会主义制度，这是资本主义的既定战略。这些都有说明了，尽管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两种社会制度存在与对立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改变，国际间阶级斗争并没有消失。
第二、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否定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不仅提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且为无产阶级实现这一历史转变指明了道路。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而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个使命，就必须有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的领导。列宁说过，“我们认为革命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毫不妥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社会主义胜利的唯一保证，是毫不动摇地走向胜利的道路。”因此，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了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还是搞民主社会主义。
是否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界线。列宁指出：“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它总是与专政联系在一起的。统治阶级为了实现自己和民主，就必须对敌对阶级或敌对势力实行专政，而要实现对敌人的专政，就必须在本阶级，内部实行民主。所以，民主是有阶级性的，与专政是不可分的。人类只有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才能达到社会主义，实现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专政。”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观点，“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完全否定的。
第三，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导地位，主张私有化。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宣布：“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因此，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是否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成了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标志。民主社会主义完全否定这一最基本的原则。他们认为私有制是人的自由的基础，是“民主的最高形式”，“经济民主”就是“社会主义”。因而主张保护和促进私有制，主张在不消灭私有制的前提下实行各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体制。与此相联系，主张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完全排斥计划经济。“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关于经济改革的理论与措施，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这些主张如出一辙。这说明，戈尔巴乔夫已经背叛了马克思主义，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倒向了民主社会主义。
第四，反对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主张意识形态多元化。马克思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有怎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掌握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必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其他阶级的思想虽然与统治阶级的思想共存，却不可能是平等的自由竞争的关系。因此，在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并存的前提下，必然有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和不同的意识形态。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因为马列主义作为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完整的理论体系，提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为无产阶级自己的事业即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指南。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我们完全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因为它第一次指导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给这个科学奠定了巩固的基础，指出了继续发展和详细研究这个科学所应遵循的道路。”“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又一要害，恰恰是无视两种思想体系和两种意识形态并存与对立的现实，抹煞二者的本质区别。因而大搞思想多元化与自由化，否定以马列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基础，放弃马列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在两种思想体系并存和对立的情况下，放弃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就必然让位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搞意识形态多元化，实际上就是为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创造条件，用资产阶级思想取代无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中的统治地位。只要资产阶级思想占领了意识形态阵地，那么最终必然要葬送社会主义。这个严酷的事实，已被“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苏联造成的严重后果完全证实了。
“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实际上是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表现，是赫鲁晓夫“三和两全”思想在今天的继续。
19世纪90年代末以后，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第二国际内部机会主义思潮随之滋生和泛滥起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体系。机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全面修正”，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否认阶级斗争，鼓吹阶级合作，反对暴力革命，宣扬“纯粹”民主，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其代表人物伯恩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没有形成经济灾难并正在消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没有越来越贫困，相反，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垄断组织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适应能力正在增强；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社会主义因素取代资本主义因素的过程。因此，他主张走议会道路，用民主和改良的办法，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本世纪50年代后期，赫鲁晓夫又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哪个好，哪个制度先进，未来属于哪个制度，这将由历史来裁决，即通过和平的经济竞赛来解决。这实际上包含了否定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思想。他还认为，由于世界舞台的根本变化，各个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在一些具有长期民主传统的国家里，无产阶级可以不通过暴力革命的道路取得政权，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议会共和国可以成为工人阶级专政的形式。这就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关于时代特征，赫鲁晓夫认为，现时代是核时代，核战争的巨大毁灭性，使未来战争超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界限，使世界文明共同毁灭。因此，核武器决定着人类的生死存亡，在未来战争中将没有胜利者，人类的唯一出路是和平共处，“你活，让别人也活”。这等于说，在现时代，两种制度的对立与斗争已失去意义，人类共同的命运和利益把人们绑在一起了。与这些观点相联系，在国内问题上，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并对国内社会发展阶段作了过高估计，认为苏联已不存在阶级对抗与阶级斗争，要建立“全民党”和“全民国家”。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戈尔巴乔夫关于“核时代”、“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路线，既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代表人物伯恩斯坦等到人的思想一脉相承，又是赫鲁晓夫“三和两全”思想的继续。
由上述可见，“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企图借助于民主社会主义那一套东西来指导“改革”，“”社会主义，以此来摆脱国内的困境和种种危机，奶导致资本主义。独立于科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是根本不存在的。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过去存在，今天存在，今后还会存在；作为一种社会制度，过去没有，今天和今后也不会有。“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的实践结果，正好证明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破产。
三、国际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是苏联演变的外因
苏联局势的剧变，既有国内根源，也有重要的外部原因。它既是苏联国内各种矛盾的积累、非马克思主义和非社会主义因素发展的结果，又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长期对苏联搞和平演变得手的表现。
（一）颠覆苏联是国际敌对势力长期以来的主要战略目标
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历史上的出现，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这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从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建立之日起，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便对社会主义进行了联合剿杀，以图从地球上根本消灭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由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在它的影响和鼓舞下，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建立；又由于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在社会主义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抗衡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东西方两大社会阵营的对抗中起着核心的作用，所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敌对势力，便把颠覆苏联作为消灭社会主义的主要的战略目标，对苏联进行了长期的军事的和非军事的颠覆活动。
从俄国苏维埃政权建立到20世纪40年代中，苏俄和苏联两次挫败了帝国主义的大规模武装干涉和入侵，社会主义苏联没有在武力下被压垮，反而变得更加强大起来。而且，在二战以后，社会主义力量在全球迅速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了胜利，形成了地跨欧亚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恐惧不安，认识到单靠武力是无法颠覆苏联、阻遏苏联影响的扩大和社会主义力量在全球发展的，必须同时使用非军事的手段达到这个目标。于是，“和平演变”的战略便被提了出来。1946年2月，美国国务院致电美驻苏联大使馆，征询对苏联内政外交行动的意见。主持使馆工作的代办乔治·凯南向美国发回8000字的著名“长电”，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在凯南分析和建议的基础上，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47年3月正式提出了对苏联和共产主义进行“遏制”的“杜鲁门”主义。他宣称，世界已经分为两个敌对的营垒，美国政府“决心承担无限制的责任”来援助“自由世界”，并在全球范围内对“极权主义国家”发动一场意识形态“冷战”，抵制“苏联共产主义的扩张”。凯南参与了制定“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他对“遏制”的理解不仅仅限于阻遏苏联影响的扩大，而且还明显地包含了对苏联搞和平演变的思想。他提出，如果使苏联党的团结和效能遭到破坏，那么，苏联可能在一夜之间就从一个最强的国家，变成一个最弱的和最可怜的国家，美国有能力大大增强苏联在执行政策时受到的压力，迫使克里姆林宫采取比它近年来所表现出来的远为克制和谨慎的态度，并通过这种办法促进某种趋势，这种趋势最终必然导致苏维埃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趋向于软化。这种软化趋势出现后，西方就可以期待一个新的俄罗斯，它将容许俄国早日建立西方所熟悉的那种与私人企业相类似的制度。可见，凯南对苏政策的战略目标，就是要促使苏联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他首先提出的和平演变的构想，为美国政府的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
1953年1月，杜勒斯在美国国会的作证中第一次把和平演变作为一种战略提了出来。他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政策只是消极被动的“单纯防御政策”，应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更主动的“和平解放”战略，用和平方法解放“铁幕卫星国”，即通过政治战、心理战和宣传战等一切手段，促使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把东欧人民从共产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杜勒斯的和平演变战略的目标主要是针对苏联。搞掉东欧，是要在“铁幕”上撕开裂缝，瓦解社会主义阵营，最终搞掉苏联。尽管在这段时间美国打破“铁幕”的“和平解放”战略无多大建树，但以和平演变手段颠覆苏联作为美国的既定战略，却从此确定焉，在以后的各届政府中不断具体化、系统化、成为美国国策，付诸实施。
1960年，肯尼迪政府在总结了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搞“遏制”、“围堵”无助于“和平演变”的教训以后，提出了通过接触促进变革的“和平战略”。美国参议院的研究报告《意识形态与外交事务》批出，西方应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最广泛的接触，竭力发展同共产党阵营内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同中上层政界人物的广泛接触，以便影响他们的思想信仰。“为了促进苏联的制度和共产主义集团内部的演变，我们应当提倡与共产主义社会进行最广泛的接触。”肯尼迪在一次讲话中强调必须立刻动手，有步骤地、慎重地制订计划，从出现在铁幕上的任何裂缝中培养自由的种子，关通过援助、贸易、旅行、新闻事业、学生和教师的交流，以及资金和技术来实现和平演变的战略目标。到了70年代，美国和其他家逐渐放弃了僵硬的外交政策，打开了与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开始了东西方之间的广泛接触。国际关系的缓和，使世界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代替战争与革命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这给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国际不幸和条件，同时，也使社会主义国家被和平演变的危险大大增加了。
从70年代末开始，东欧国家相继搞改革开放。1980年，波兰政局发生动荡。美国等西方国家认为等待已久的历史机会已经到来，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起了强大的和平演变攻势。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从此目标更明确，措施更具体，步骤更快，因而进攻性更强，下的赌注更大。美国政界要人著书立说，大力鼓吹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80年、1982年、1984年和1988年分别写有《真正的战争》、《领导人》、《真正的和平》、《1999：不战而胜》等书。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也于1987年写了《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以及系列专题论文。他们在这些专著和文章中，大力鼓吹要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尼克松在书中谈到，要“鼓励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内部的和平演变”，要“不怕进行宣传战”，要“不战而胜”。他把共产主义诬蔑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淋巴腺鼠疫”，鼓吹必须用和平演变去搞垮共产主义。布热津斯基则大肆宣扬共产主义已经失败，正在崩溃，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综合性危机”。在他的煽动下，一时间，关于共产主义大崩溃的说法，迅速在全世界蔓延开来，“要抓住等待已久的历史性机会”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叫嚷甚嚣尘上。1982年，里根在英国发表了一篇反映美国对外政策总目标的关于鼓励“自由十字军”出征的演讲，公开号召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动一场对共产主义国家的“自由十字军”征讨，掀起一场“把马克思主义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运动。他表示，在东西方的较量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原子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因此，要与苏联展开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和平竞赛，通过思想和信息的传播来影响苏联和东欧人民，最终促使苏联、东欧实现西方模式的“民主化”。这就是里根所谓的“民主工程”。
1989年，东欧一些国家开始搞政治多元化改革。4月，波兰团结工会合法化。美国政府断定东欧出现了和平演变的不可比拟的时机，进一步调整对苏联、东欧的政策，选择波兰、匈牙利作为突破口，力图在社会主义这块大铁板上打开缺口，促使东欧脱离苏联控制，实行“芬兰化”、“中立化”，并过渡到非共产党政权，从而促进苏联的演变。为此，布什提出了“超越遏制”的新战略，即不只是遏制苏联扩张，而是要把苏联融入国际大家庭，把东西方融合成完整的自由的欧洲。他提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公开性方针符合美国和西方的利益，西方的政策必须鼓励苏联朝着开放社会演变；要在坚持足够的军事实力和加强美欧日三边联盟的基础上同苏联继续进行对话与合作；在以往遏制取得成功的基础上，通过经济、文化、书刊和思想自由交流等途径，努力谋求把苏联融合到国际社会中来。
可风，从凯南的“非军事遏制”，杜勒斯的“解放政策”，肯尼迪的“和平战略”，尼克松的“不战而胜”到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都是主要针对苏联提出来的，其战略目标，都是通过和平演变颠覆苏联，达到最终从地球上铲除共产主义制度的目的。
（二）国际敌对势力采用各种手段对苏进行渗透，迫使其演变
为了达到和平颠覆苏联的目的，西方敌对势力对苏联进行了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教育、宗教等领域的一切手段的和平演变攻势。而苏联在进入80年代后，为了解决长期积累的国内问题，摆脱日益严重的国内危机，实行改革，并向西方打开大门，寻求援助。这就不可避免地给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打开了方便之门。在错误的指导思想和改革路线的指导下，苏联处处迎合西方的口味，以换取西方的支持与援助，从而一步步被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道路。
（一）大搞攻心战、宣传战，开展对苏联的思想文化渗透，搞乱其思想
西方垄断资产阶级一向重视意识形态的力量，把意识形态渗透放在其和平演变战略的首位。他们知道，要从根本上征服社会主义苏联，就必须从攻心开始。就是通过攻击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向苏联人民灌输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权”等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动摇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引导人们向往资本主义。伊勒斯形象地说，“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青年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我们迟早会教会他们用我们所需要他们的方法来思考问题。”
从50—60年代开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开始了对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的思想文化渗透。80年代以后，这种渗透大大加强了，他们的主要做法：
一是利用新闻媒介主要是广播电台搞攻心战。早在50年代，杜勒斯就主张通过“美国之音”等机构“挑起铁幕后面各国人民的抵抗情绪，并使他们相信美国会给以道义上的支持”。实际上就是要利用广播颠覆东欧，以瓦解社会主义阵营。他还提出要建立一个由美国军事当局和国务院的有关官员组成的高级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对苏联、东欧的广播，使它具有充分的权威力量，来进行一场解放人类灵魂和思想的世界性战斗。到了80年代，尼克松又呼吁美国成倍地增加对苏广播，利用新技术，设法发射一颗能将电视节目传遍苏联的卫星。几十年来，美国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建立了一个全球性的电台广播网。其中“美国之音”、专门对苏联、东欧广播的“自由之声”和“自由欧洲”广播电台，对苏联、东欧进行了竭力的舆论攻势和颠覆性煽动。“美国之音”副台长公开宣称，“美国之音”的宗旨就是要破坏苏联及其卫星国的稳定，促使它们的人民和政府之间产生磨擦；尽量在共产党集团各国领导人之间打入楔子，使他们相互不满和互相猜疑；煽起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励铁幕后面宗教感情的复萌。多年来，这些电台利用苏共历史上的错误，大肆攻击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渲染和夸大苏联国内的问题和困难，兜售西方生活方式和西方民主思想，宣传抽象的人道主义，在苏联产生了极坏的影响。60年代末以后，苏联“反思”历史、批判斯大林，揭露“大清洗”和研究超阶级的人性、人道主义逐渐热起来。近年来，苏联更是大搞“分开性”、“民主化”，消除历史空白点，对苏共历史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正好与西方的反苏宣传相呼应。“双重奏”的结果，使苏联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迅速泛滥，为苏联的演变奠定了思想基础。西方反共电台还直接参与和干预苏联国内的动乱。1989年8月，苏联波罗的海三个加盟共和国发生动乱，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从这三个共和国打开缺口，促使苏联解体，动用上述三个电台和英国的BBC，联邦德国的德意志电波电台等，联合发起进攻，用俄语和波罗的海三国的语言，在节目中大量散布民族仇恨，甚至煽动搞武装斗争，扮演着“教唆犯”的角色。
二是利用人员往来播撒“自由的种子”，进行思想文化渗透。西方知道，加强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利用人员往来作意识形态的载体，“在铁幕上打洞”，“播撒自由的种子”，可以大大加快推动苏联和平演变的进程。艾森豪威尔在1959年就主张在美苏之间进行“大规模人民对人民的交流”，“努力鼓励普通公民越过重洋去访问他们各自领域中的同行”，以使他们受到美国的影响，动摇自己的信念。他还主张邀请一万名苏联大学生到美国留学，费用全部由美国政府负担。他之所以如此大方，是要让苏联青年在美国接受西方思想和生活的熏陶，作为“自由的种子”带回苏联国内去开花、结果。“有朝一日，一批新人将在苏联掌权，我要努力争取的正是这一代。”这就是其“大规模交流计划”的动机。80年代以后，尼克松又鼓动美国政府：“对于苏联制度来说，最大的危险之一就是他们的思想、人民、社会同我们相接触。这种接触引起种种不受欢迎的对比，播下不满的种子，这些种子有朝一日将结出和平演变之果。可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而是孤立东方，减少它同我们的联系，我们就丢掉了我们对付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的一件最有效的武器。”近些年来，随着国际形势趋向缓和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搞改革开放，美国等西方国家与苏联、东欧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大大增加，东西方之间的人员往来也大量增多。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利的，也是必需的。但是，事实却是千真万确的，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在利用这种交往进行有意识的思想文化渗透和策反活动。在“正常”交往的背后，确有着不易被察觉的异乎寻常的和平演变活动。美国把这方面的工作重点放在留学生和访问学者身上，认为让外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接受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自由、民主原则的熏陶，对宣传美国的价值观念和影响其本国未来领导层有着重要意义，所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访问者访美后，均对其本国的政治制度产生怀疑。他们尤其重视对苏联青年知识分子的熏陶，认为苏联的下一代已经有了新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很容易在这些人身上找到土壤。因此，他们千方百计对苏联青年一代进行策反工作，培养扶植苏联亲西方的下一代，以“腐蚀苏联制度的基础”。
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进攻面前，苏联没有给予有力的还击。相反，却采取了退让甚至迎合的态度。苏联取消了学校的马列主义课程，放弃对青年的思想教育，以放弃意识形态的垄断为名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搞意识形态多元化，甚至从法律上、宣传舆论工具上给予保证，迎合西方要求苏联给予“思想充分自由”的“愿望”。由于有思想上搞不设防，西方思想文化长驱直入，也使国内各种反共思潮得以畅行无阻，这在客观上配合了西方的思想进攻，为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扫除了思想上的种种“障碍”。
三是西方敌对势力十分重视民主社会主义在推行和平演变中的作用，极力利用、培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美国人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进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这使他们兴奋不已，因为“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必定复活和发展影响更深远的东欧修正主义。它同时还剥夺了克里姆林宫对意识形态的仲裁权。它的特别严重的危险在于瓦解世界共产主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简言之，哪怕莫斯科只出现一丁点修正主义，也会加速共产主义的政治崩溃和理论失败。”（布热津斯基，《大失败》）因而，美国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新思维”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以及在此影响下泛滥于东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大为赞赏，认为这是苏联、东欧抛弃社会主义、通向资本主义的一种最有效办法，对之加以大力扶持，极力引导苏联在否定了斯大林之后，要追根源，向列宁主义开刀，用民主社会主义重新解释列宁主义的含义，使之更接近于社会民主主义而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或者干脆彻底抛弃列宁主义，重新确定自己的根源，寻找一位社会民主主义者作为自己的先驱。果然，戈尔巴乔夫不负美国人所望，直接从孟什维克那里找到了思想的“精华”，形成了的民主社会主义，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可见，在苏联的演变中，西方的和平演变战略与苏联国内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形成了里应外合。
(三)在经济上诱压兼施，诱迫苏联按照西方模式和意图进行改革
以“经济合作”、“经济援助”为诱饵，诱使社会主义国家向西方靠拢，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经纳入资本主义轨道，或者利用贸易、援助、最惠国向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压力，迫使其在政治上让步，接受他们的价值观念和社会、经济、政治模式，这是西方敌对势力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从60年代起，美国等西方国家就把对苏联、东欧的贸易和经济援助作为“推动铁幕后面的和平变革”的重要途径。到了80年代，促使苏联“改弦易辙”更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经济援助的战略目的和利益所在。例如，在戈尔巴乔夫刚开始改革、苏联向何处去还不明朗时，美国对援助和支持戈尔巴乔夫持谨慎和观望态度，而当美国看到苏联的改革不断右转、对美国极为有利时，便马上表示支持。布什上台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三次会晤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签署了一系列协议，还扩大了与苏联在经济、技术、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与联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戈尔巴乔夫。又例如，1972年，美国通过了“杰克逊一瓦民克修正案”，要求苏联每年至少要批准6万犹太人出境，作为苏联获得最惠国待遇的条件，当时遭到了苏联的拒绝。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实行“公开性”、“民主化”、“政治多元化”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得到了美国的常识，因此，1989年5月，美国放弃了这一修正案，给予苏联发最惠国待遇，以支持戈尔巴乔夫改革。
在“鼓励苏联朝着一个开放的社会方向演进”的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又对苏联施加压力，明确要求苏联在内政外交上全面采取符合美国和西方利益的政策，即要求苏联在国内问题上，实行私有化和市场经济，完全向西方无条件开放，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实行多党制和西方的议会民主，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和自由化；在国际问题上，要在国际活动中成为美国的伙伴，由美国定调，苏联附和，放弃对东欧的控制和停止对民族解放战争的援助，裁军、撤军、解散华约，以削弱苏联对西半球的威胁，等等。否则，美国的西方就不给苏联以支持与援助。
前不久，苏联为了挽救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向西方提出1500—2500亿美元援助的要求。西方资本主义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条件，企图以援助变、以援压变。尼克松建议美国政府，美国关键的战略不在于从经济上挽救莫斯科，而是要摧毁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西方过早提供经济援助不会促进苏联政治和经济改革，只有对戈尔巴乔夫继续施加压力，才能使他接受摧毁社会主义的改革。布热津斯基则具体提出了苏联获得西方援助的四点先决条件，即私有化、民主化、加盟共和国自决、非军事化，以把苏联改造成“政治上完全不同”的国家。他还主张由苏联、美国、欧洲和日本的著名的政界人士组成一个联合会，以监督苏联迫切需要的变革的执行并长期的经济和民主改革同它的过去决裂，那么美国愿意助一臂之力。
这些政界要人说得很明白，如果苏联想得到西方的巨额援助，那就必须洗心革面，实行“真正的改革”，即放弃社会主义，按照西方的模式建立苏联的经济政治制度。而苏联为了换取西方的支持与援助，不惜出卖主权，迎合了西方的政治需要。戈尔巴乔夫一再向西方表示，苏联将把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有始有终地进行下去，希望得到西方的赞许同意。他向西方提出，苏联国内的改革势力要与国际上支持苏联改革的势力联合行动，要求西方帮助苏联设计改革方案，并把改革的步骤同西方的援助结合起来。必须看到，西方势力在同苏联建立和发展经济关系、提供经济援助时，始终把政治原则、战略利益、安全利益和经济上的竞争放在首位加以考虑，它们决不会无条件施舍，更不会花钱培植一个强大的敌对国家，一个威胁自身利益的竞争对手。它们只不过是把援助作为诱饵，引诱苏联的改革脱离社会主义轨道，从而把苏联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使苏联变成“没有牙齿的狮子”，沦为对西方毫无威胁的依附于西方的二等国家。苏联自愿将自己的改革进程、方向交给西方审查、控制和监督，这就等于把决定苏联社会制度及发展方向的大权拱手交给了西方。这使得西方完全能够按自己的需要去“塑造”苏联。
（四）以“人权”为旗号，向苏联施加政治压力，扶植苏联国内的反对势力和西方的代理人
“人权”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付苏联的一张“王牌”。早在50年代，美国就利用“人权”攻击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诬蔑“共产主义世界践踏人权”，煽动东欧人民起来“争人权”、求解放“，摆脱苏联的控制，推翻共产主义的统治。但在70年代中以前，由于美国频频发动侵朝、侵越战争以及国内一桩桩违反人权的“丑闻”的困扰，美国难以高谈“人权”调子。随着越战的结束、苏共历史上肃反扩大化和中国文革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公之于世，美国政府抓住把柄，俨然以“人权卫士”自居，开始大张旗鼓地用“人权”招牌推行强权政治，干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
1975年，美国国务院正式成立了“人权事务司”。1977年，美国总统卡特正式打出了“人权外交”的旗号，声称要对苏联、东欧国家提出人权方面的挑战，用“道义”来弥补军事力量的不足。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以后，西方已把人权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贸易、文化等领域，大大强化了“人权外交”这一手。美国用“人权”这把利剑，对苏联的国内外政策和措施施加压力，按照西方的意图影响苏联事态的发展，以迫使苏联遵守“国际行为标准”，服从西方的政治意图。美国等西方国家还借苏联的一些黑暗面，向人们大肆宣扬资产阶级人权观，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践踏人权”煽动人们为“争取人权”起来推翻“极权统治”，并鼓吹美国是尊重人权的“典范”，要苏联向美国学习。西方的这种“人权攻势”，使西方敌对势力在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中占了有利地位，正如布热津斯基自己说的：“倡导尊重人权影响巨大，意义深远，可加速共产主义衰亡的里程。人权是时代最具吸引力的政治概念。西方大声疾呼尊重人权，已使所有共产党国家处于守势。”
美国大搞人权外交的一个更重要目的，是扶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即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卡特一上台就接见了前任总统福特避而不见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并公开致信给苏联另一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给他鼓气，表示美国“将继续履行在国外促进人权的坚定诺言”。多年来，美国一直要求苏联释放“政治犯”，恢复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和“名誉”，允许其参加政治活动，把它作为美谈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和改善美关系、援助苏联的一个条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美国的压力下，苏联逐渐释放了在押的“持不同政见者”，或允许流放在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回到莫斯科，并恢复了他们的政治权利。如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回到莫斯科后，不仅被选为人民代表，而且成为最高苏维埃成员。他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在获得“自由”后，很快形成了一股反对势力，在苏联国内的反共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萨哈罗夫就由于在“争取苏联人权”方面的“出色表现”而获得由西方操纵的诺贝尔和平奖。
（五）利用民族矛盾肢解苏联，以达到其摧毁社会主义的目的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搞和平演变，说到底，就是要使苏联变成一个四分五裂、彻底解体、无力再对美国和西方构成威胁的苏联。所以，利用民族问题，挑起民族动乱，瓦解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推行和平演变策略的一个重要。布热津斯基直言不讳地说，美国要支持苏联争取自决的民族运动，帮助苏联各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以此作为“帮助苏联向多元化的民主社会过渡的主要手段”。因此，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仅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质大造舆论，挑拨民族关系，煽起民族主义的火焰，鼓动各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势力和民族分离势力制造民族纠纷，挑起民族动乱，而且直接公开插手苏联的民族争端。一方面，他们通过西方驻苏使馆人员和特务直接参与制造民族纠纷和民族冲突事件。例如苏联外交部揭露，美国一些外交官企图煽起民族主义情绪，鼓动在莫斯科的某些克里米亚鞑靼人进行反社会活动；苏联报纸也透露，西方反苏势力同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民族主义分子互相勾结，造谣惑众，火上浇油，其目的是想把苏联变成经常发生民族冲突的舞台。另一方面，他们打出支持各加盟共和国“人民自决”的旗号，反对中央政府采用武力解决国内问题，以支持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活动，并直接同加盟共和国建立联系，以斧底抽薪的手段，促使苏联解体。布什在访苏期间，多次在公开场合讲波罗的海三国独立问题是发展美苏关系的一个主要障碍，迫使苏联当局承认三国独立。他宣称要“支持中央和加盟共和国那些谋求自由、民主和经济解放的人”，还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新联盟条约，并以各种手段促使苏联尽早签订该条约，认为这个联盟条约将使各加盟共和国在政治、社会、文化、经济方面享有较大的自治权力。
西方敌对势力肢解苏联的图谋，在苏联国内得到了呼应。苏联推行政治改革形成的小气候，使苏联国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沉渣泛起，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人民阵线等各类组织应运而生，并很快在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相继建立起来。这类冲破“改革阻力”的借助力量，给予承认和支持。这就纵容了民族主义分子及其活动。接着，各加盟共和国又成立了一批民族主义政党，共产党内也分离出赞同和支持民族主义的“民主派”。这些组织、派别和政党结成一股反共的民族主义和分立主义势力，与西方肢解苏联的和平演变手法相配合、相协调，推行民族分立主义路线，导致苏联民族问题全面爆发，民族分立趋势愈演愈烈，加速了苏联和平演变的进程。
（六）利用宗教势力配合其和平演变攻势，培植和扩大苏联国内演变的社会基础
宗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态。其世界观是一促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对信教的人们有很大的感召力。它即可以被积极地利用，也极容易被反动势力所利用。当宗教操纵在反共势力手中时，它就成了敌对势力向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进程中有着特殊的活动能量。自认为，“教会为政治上分裂成东西方的欧洲国家提供了唯一的历史桥梁”。西方分析家评论说，作为罗马教廷大本营的梵蒂冈“不仅正在试图谋求同共产主义和解，而且实际上要击退共产主义，但在方式上要从个人的道德立场，而不是从政治立场去进攻它”。因此，它历来被美国当权者所看重。特别是70年代以来，美国同梵蒂冈的关系更加异乎寻常。美国历届总统都要到罗马同教皇会商。1978年波兰的大主教成为罗马教廷的新教皇。这个新教皇为适应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调整了对苏联、东欧的政策，“从单纯承认共产党在东方的政治力量”转变为“从道义和宗教的观点对那种力量做出审慎的挑战”。新教皇还对苏联、东欧的天主教会任命了一批红衣主教。这些被任命的红衣主教本身就是其所在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主持的天主教会也成了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对派的活动中心和庇护所。美国对新教皇的这种“密切配合”深表满意。1983年，美国政府拨款45万美元，以加强美国和宗教领袖的合作。1984年，美国同梵蒂冈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87年，进而根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召开之前飞抵罗马拜会教皇，就苏联、东欧的改革问题举行了会谈。据美宣称，会谈“非常成功”。这些情况表明，在向苏联、东欧推行和平演变的过程中，美国越来越重视同梵蒂冈协调行动。
宗教势力在苏联、东欧的演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波兰总统瓦文萨直言不讳地说：“没有教会的支持，就没有团结工会的存在，也不可能有大选的胜利。”在苏联，在西方敌对势力“信教自由”的鼓噪和罗马教廷的积极活动下，由于苏联国内政治失控，苏联的东正教势力迅速扩大，教徒人数激增。东正教掌握了苏联的主要宗教活动，其对苏联人民的思想观念乃至行为方式都有很大的影响。此外，十月革命后一些被长期停止活动的宗教组织死灰复燃，一些原来在地下秘密活动的宗教也转为公开活动。这些宗教组织在按照西方和平演变战略意图行事的罗马教廷的操纵下，配合国内外的反共宝剑，利用宗教活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开辟阵地，宣扬西方的自由化思想，煽动人们的不满情绪。有的还直接从事推翻共产党的活动，把宗教当作组织群众进行反政府活动的工具。反动宗教势力与西方的和平演变攻势相互配合，沆瀣一气，在促进苏联演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此外，西方敌对势力还通过秘密渠道，采取拉出去，打进来的办法搞颠覆活动；通过对苏联军队进行渗透、削弱苏军作为人民政权柱石的作用和力量的办法，达到其和平演变的战略目的。
（七）“8·19”事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促使苏联加速向资本主义演变
苏联改革几年的进程表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是西方敌对势力在苏联推行和平演变的代理人。只有依靠他们，西方才能够达到促使苏联演变的目的。因此，苏联“8·19”事变一发生，美国马上与其他西方国家联合起来，用各种手段尤其是新闻舆论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叶利钦的行动，以政治、经济制裁要胁让戈尔巴乔夫重新上台、在整个事变过程中，美国为帮助戈尔巴乔夫得出了大力。但戈尔巴乔夫得出后，美国并没有因此罢手。“帮助致力于改革的领导使苏联来一个决定性地脱胎换骨，而不仅仅是改革”《这才是他们扶持戈尔巴乔夫上台的目的。因此，他们抓住时机，穷追不舍地发动攻势，以进一步搞垮苏联，加速其演变苏联的战略目的。
首先，加速苏联盟“权力分散”、最终解体。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提出，一个强有力的苏联中央政府始终是带有扩张性的，如果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得到加强，苏联对邻国的威胁就会减少，这对美国是有好处的，因此，美国应把注意力集中在苏联的“权力分散”一点上。8月22日，布什宣称，苏联过去由于某些原因没有得到西方的援助，其中之一就是没有一项联盟条约以此为诱饵，他敦促戈尔巴乔夫尽快同各加盟共和国签订分散权力的“新联盟条约”，以图把苏联肢解成最符合美国利益的介于英联邦与欧共体之间这样的模式的松散结构。
其次，把和平演变的重点移至加盟共和国。苏联局势发生剧变后，美国认为戈尔巴乔夫时代已经结束，美国人不应再把戈尔巴乔夫当作苏联改革与和平的唯一中心，苏联演变的未来与和平的希望在于加盟共和国。布什表示在新联盟条约签订后，“该以加盟共和国为中心了”。为此，美国政府正逐步增加对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直接援助，通过从加盟共和国的演变开始，促进整个苏联发生变化。
再次，公开支持波罗地海三个加盟共和国独立。以波罗地海三国为突破口肢解苏联，美国图谋已久。“8·19”事变给美国加快实现这个图谋带来了时机。事变后几天，美国政府就着手筹划“尽快把美国的原则立场变为现实”，加速使三国获得独立。果然，时隔不久，美国的目的就达到了。
最后，继续“以经援促改革”，使之加速演变。8月22日，布什在同戈尔巴乔夫通电话，得知“局势已得到控制”后，马上宣布恢复对苏联的援助，继续考虑给苏联贸易最惠国待遇地位和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准成员国资格，但表示美国仍不会向苏联提供大规模的直接财政援助。他告诫戈尔巴乔夫，苏联要得到“最好办法就是实行真正的、彻底的经济改革计划”。要戈尔巴乔夫在明显清除了一些强硬派后，“放手同叶利钦总统密切合作”，加速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这就是说，美国对苏联仍坚持“以援压变”、“以援促变”的立场。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更露骨地说：戈尔巴乔夫必须对美国和西方支持他复出给予“回报”。回报的内容是：大幅度削减军费，减少对古巴的经济、军事援助，迅速批准不久前签订的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在召开中东和会方面继续给予合作。也就是说要同美国更密切合作，共建“世界新秩序”，回到“国际社会”中来。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插手下和干预下，事变后的戈尔巴乔夫急剧右转，与叶利钦一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苏联局势急转直下，发生了根本变化。毫无疑问，在苏联“8·19”事变后加速向资本主义演变的过程中，美国等西方国家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闪烁着耀眼光彩的克里姆林宫红旗陨落了。人们在扼腕痛惜的同时，思考着应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尤其是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我国人民，总结苏联演变的教训，更为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经过科学的总结，苏联演变这一世纪性悲剧也可以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
苏联演变是由多种因素综合起作用造成的。因此，应该从苏联的历史性事件中吸取教训也是多方面的。如果大体划分一下，导致苏联演变的因素有三类，相应地，应该吸取的教训也是三个方面的。第一类是帝国主义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这是苏联发生外部条件。自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帝国主义始终把颠覆和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根本任务，当武力达不到这一目的的时候，他们就改用“和平演变”手段。苏联的演变正是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战略的得手。只要地球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局面没有改变，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斗争从根本上讲是“你死我活”的，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所谓“两趋同”的第三条道路是不存在的，苏联的演变证明了这一点。吸取这一教训，我们必须重视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切不要因为他们的“加强友好往来”、“扩大经济合作”等美丽的词藻就模糊了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
第二类是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的弊端，这是苏联发生演变的重要内部因素，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确存在许多值得我们吸取教训的问题。概括起来，大体上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上的弊端；二是具体的政策、工作方法上的失误，例如经济发展的畸形化，肃反扩大化，外交政策上的霸权主义等等，这些问题的积累（有的问题甚至恶化），引起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必须努力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工作做好，尤其是要集中力量把经济搞上去，消除敌对势力可以利用的各种隐患，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对于这一类因素，我们需要从实际出发分门别类进行具体分析，总结经验教训，这对改进我国各个领域的具体工作都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在总结教训时必须牢牢把握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方法上要注意：第一，全面地分析，既看到问题，又看到成就，而且分清主流、支流，切忌用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去评价不同条件下的历史现象；第三，科学地分析，如实找出所出现的问题的根源，进而明确改革的对象，切忌把改革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第三类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这是苏联发生演变的主要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帝国主义一直处心积虑地要摧垮苏联，实施“和平演变”战略也已有40多年历史了，国内敌对势力也从未放弃过夺取政权、恢复资本主义这一目标。至于说到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失误和弊端，实事求是的说，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尽管还存在许多问题，但远不足以导致苏联的垮台。那么，为什么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会发生政局剧变、制度演变的悲剧呢？原因只能从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去找。苏联的演变，归根到底是由于共产党执行了一条新的修正主义路线，这就是以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为代表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路线是决定一切的，路线错了，是会亡国的。
在苏联推行人道的社会主义路线的后果是十分明显的。第一，它使得苏联共产党的性质发生根本性变化，从共产主义式的、思想统一的、拥有强大战斗力的无产阶级政党，蜕变为社会民主主义式的、思想混乱、组织涣散的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治动乱中被敌对势力一攻就垮，甚至不攻自垮，以致戈尔巴乔夫之流借“8·19事件”宣布解散共产党时，没有一个党组织起来反抗。第二，它使得社会制度发生质变，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实行资产阶级的多党制；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作用，实质意识形态多元化；如此等等。这就颠覆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全面地复辟了资本主义制度。第三，它使得共产党在敌对势力制造的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政治斗争中，看不清斗争的实质，因而在敌对势力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不是针锋相对进行反击，而是步步退让，企图以妥协求得事态的平息，最终丢失了政权，酿成了苏共被肢解的悲惨结局。
所以，苏联的演变为我们提供的最根本教训是：必须警惕和防止党内出现修正主义，保证各级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手里，苏联的解体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它从反而告诫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发展和完善马列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对外开放，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路线是马列主义理论的具体运用，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改革开放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要解决这样的问题，离不开马列主义正确的理论指导，只有这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我们伟大的党才会朝气蓬勃勇往直前。
现在我们伟大的党正领导全国人民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要完成这伟大事业，需要有伟大精神，伟大实践需要伟大理论。邓小平理论、江泽民新时期党的建设方面的讲话及“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引导我党和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断前进的一面旗帜，是指引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柱，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力量源泉。
苏联演变的确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遭受到的最大挫折，在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跌入低潮，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使社会主义朝着健康的方面发展，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在总结苏联教训的基础上更成熟起来，一定会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

参考文献：
俄罗斯研究，1999年第一期。周新城，《苏联演变的历史教训》。

作者单位：
张之峰青岛大学

山东省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青岛市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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