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学与科技的的对立肇基于文学工作者对科技威胁的恐惧，而非对科学本质的怀疑。然而当二十世纪末期，另一波的科技文明（以计算机及网络为代表）入侵人文社群，文学工作者是否还仍如其十八、十九世纪的前辈一样，抱持不信任的态度？或是在此科技文明的压力下，寻找一个共生的环境，实为当今研究文学与科技关系中，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本文试图从共生的结构中，寻找文学研究如何在科技文明中，尤其是网络世界里，去发掘自己的研究与论述空间，也阐明这些论述与研究有何前景与局限。 数字文化及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然而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也重新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层关系。在此提出几项重大的改变与重整，希望与读者来讨论文学研究的前景与局限。笔者认为，现今因特网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可以分成几个面向：（一）因特网成为研究的重要的资源或是图书馆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观念受到挑战、（三）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四）跨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主题（如性别、阶级、主题认同、reality vs. virt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
计算机科技进入英美文学研究大约开始于六零年代。1966年结合人文与计算机信息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创刊，开启了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尤其是mainframe）来处理文学文本的学术研究。（〈文学与计算机研究的方向〉，页136）。早期的文学与计算机研究偏重文学计算，也就是使用计算软件或是索引工具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特性与作者文风，两本人文与计算机方面的期刊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及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可代表整个研究的方向与成就。(Potter 401-29)。一方面，英美文学研究者以计算机为工具，从事文学计算工作，然而另一方面，不少文学工作者透过其文本或研究来探讨这两者间的对立或共生关系。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科幻小说与科幻小说研究。笔者在一篇〈文学与科技的交锋：从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谈起〉的文章中，提及科幻小说的主题与内涵，可以看出科技优越性与人性的关怀一直是人文与科技对立所关心的主题。笔者罗列了八项科幻小说的主题：1、人文世界的理性与合理化的解释（魔鬼总动员）；2、未知世界的探索──地心探险记、星际巡航记、外星人的传说）；3、乌托邦的记忆与建立（反乌托邦的省思──美丽新世界）；4、文明与科技的怀疑（科学怪人、机器人的神话、网络上身）；5、人文的关怀（生态与科技──侏罗纪公园）；6、视学与想象力的开拓（时间机器、星际大战、回到未来）；7、超人神话──机器战警、生化人、超人；8、后现代社会的省思──网络的虚拟世界。（页5）。从此窗体可以看出，人文对科技的关系正从对未知世界的探险、怀疑，转化成想象力的开拓与科技世界的人文省思。尤其是计算机网络的权威式的扩展，逼迫文学工作者不再仅仅认同网络科技威胁论（如网络上身），更进一部探讨人工智能的运作与网络上的文学断裂现象(fragmentation) 。这一波的文学与科技的交锋，将从文学工作者的的私人空间移到科技学者的网络空间。作家或研究者，开始在计算机上寻找创作的可能性，想象网络出版、多媒体创作、人文数据库的建立以及思索网络的群体与个体疏离等问题，这将开启另一个纪元的英美文学研究。倒底这一波的因特网对英美文学研究有何影响，其对文学研究是否产生质的变化或是理论架构的重整，将是关心文学研究者不可忽略的议题。
三、英美文学研究与网络发展：
J. Hillis Miller在一篇讨论文学研究在网络时代的文章中(“Literary Study among the Ruins”)引用Derrida的话说：”... an entire epoch of so-called literature, if not all of it, cannot survive a certain technological regime of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is respect the political regime is secondary). Neither can philosophy, or psychoanalysis. Or love letters . . . (58)。Derrida对文学的悲观来自于对数位文化的不信任。他认为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似乎摧毁了传统文字印刷力量、文本与人的互动（或感动）关系、以及手写文字的文化意涵。比较了一般手写书信及电子邮件，就可以看出Derrida的焦虑。 Derrida的这种焦虑其实呈现了网络发展带给人文研究的一种质与量的改变，也反映了自十八世纪以来人文与科技的对立与紧张关系。诚然数字文化及因特网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书写与阅读习惯，然而它所带来的新鲜经验也重新开启了文学研究的另一层关系。在此提出几项重大的改变与重整，希望与读者来讨论文学研究的前景与局限。笔者认为，现今因特网在文学研究方面的影响可以分成几个面向：（一）因特网成为研究的重要的资源或是图书馆的替代品、（二）文本的观念受到挑战、（三）传统的文学研究走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四）跨地域性的文学研究主题（如性别、阶级、主题认同、reality vs. virtuality等）受到重视、（五）文学理论与社会科学的整合。以下仅对这些议题提出其现在与未来的发展及检讨。
（一）因特网与图书馆
文字的数字化解决了图书馆的馆藏空间问题，而网络的建构似乎解决了图书馆的数据取得问题。从1962年以来Darmouth College的教授John Kemeny提出图书馆的使用不易，提出以远距科技来解决这些问题；在1982年University of Reading的图书馆员James Thompson也提出了相同的概念；1978年，在他的一本书Toward Paperless Information Systems中，F.W. Lancaster勾画出电子图书馆的模型。而后二十年的网络发展，更让图书馆走入历史，走入网络。现今网络服务已是图书馆的主要服务项目。而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数据取得方式也跟着改变。透过远程的期刊数据库或全文数据库检索系统，学者可以轻易取得所修数据不必远赴图书馆查书借书或是影印期刊。姑且不论图书馆是否经营更加有效率，这种取得信息的方法，势必改变文学研究者的研究习惯。此方面的主要的影响有二：一是电子数据的稳定性与可靠性；二是超文本的阅读可否取代文本阅读。
在一篇讨论图书馆与internet的关系文章中，David S. Miall引用Jean-Pierre Dupuy的论点，指出信息的普遍性往往造成一种heteronomous behaviours (无自决行为)，也就是依赖外在权威，缺乏个人自主的改变或成长。这句话隐含，太多的网络信息的一种 iatrogenic disease(1406)。这可从现今很多学生以剪贴网络数据当成学期报告，毫无个人见解，看出弊端。 Miall 又指出，纵使现今的虚拟图书馆数据丰富，但是其检索方法以keywords为主（包含全文检索），而非以观念来检索，对人文研究来说，非常不合适。姑且不论网络上的数据正确性有待商榷，纵使网络数据也非所有文学研究者参考的数据主体，据其统计，文学研究的数据仅有36%被数字化置于网络上，大部分的数据仍是纸(1408)。但是现今学者及学生太依赖网络及数字图书馆，仅以网络上找得到的数据当成其研究的主体。此外网络资源的组织及结构仍不如传统图书馆，因此其数据甚为不稳定与不确定。Miall也指出，于小屏幕上阅读文字，也让阅读吸收及流畅度变得极度困难，此部份我们将在阅读超文本部份讨论。 网络上的数据，除了一般图书馆的专业制作外，其实它所呈现的是一种risk of spurious interdisciplinarity(1412)，Miall说： The availability of academic discourse at all levels on the Internet brings the risk of flattening the structures of knowledge, making them largely invisible to the Web-surfing students or incautious scholar. Induction into a discipline is a matter not only of acquiring information but of assimilating a set of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ssumptions, and practices that can take several years to master. (1412) 将网络当成文学研究的图书馆，其风险甚高，往往丧失了研究的自主性与言究资料的完整性，最严重的是其所造成的提供了廉价与虚假的知识结构。
网络对文学研究另一个最大的冲击是解构了文学研究，将文学研究带入了文化研究。当Miller呼应Derrida的看法认为在网络时代，文学（或文学研究）势必没落，但是他不像Derrida那么悲观，他认为文化研究代之而起，将会文学研究开启另一个论述的战场。透过理论对文学研究的反省，Miller认为文化研究将文学研究边缘化，或是替代了文学研究。例如，对美国大众文学的文化研究，让我们置身全球化及网络化的场景中，不至于缺席或是格格不入(64)。他又指出单纯的英美文学研究会越来越边缘化，在整个英文文学研究范围中，其它地区的全球化视野会更加宽广，纽西兰、澳洲、非洲、印度东亚等以英文创作的文本会受到重视，放在文化研究的范围里，这些English studies更具全球化意义，他说：”The future of literary study in the global university lies in a reconfigured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is means a broadening to include the literature of non-European countries, features of cultural studies, forms of rhetorical study and interactions with other art forms.” (64). 1997年的一月号PMLA以文学教学为主题全面探讨文学教学与文化教学的取向。Biddy Martin在该专号的介绍文章”Teaching Literature, Changing Cultures,“中，首先忧心过去二十五年来文化研究入侵美国大学的文学教育机制，是否威胁文学教学的纯粹性与主体性。Martin在以下的历史回顾中，指出文化研究与文化运作，帮助我们”expand our practices in new directions” （页7）。当为教育学者， ... we must provide students with the historical and methodological knowledge necessary for reflecting on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writing becomes literature and for using literary texts to explore how aesthetic objects relate to other discursive objects or to broader social formations. (12). Shanker在论及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时，说：”Cultural studies is a reproach to literary criticism’s restricted specialization” (260). 他又进一步指出：”Nevertheless, cultural studies has provided m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purse interests in film, ethnography, popular music, and advertisements, as well as literature, that would have been impossible in traditional literary criticism” (261). 身为一文学老师，我们应该 had a strong sense of the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literature but debated openly with one another over the relations among historical context, political investment, and aesthetic values. 学者都指出文化研究其实是文学研究在网络科技下的一项转变与生机，也为文学研究找到了社会发声的管道，证实了文学研究的社会面向与“实用性”。
（四）Cyberspace的主题研究
延续文化研究的方向与内涵，文学研究在网络世界里，利用理论的建构，开始进入网络文化的研究领域里。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网络文化中，共有三股力量，传播学者、社会学者及文学研究者，这些学者各以其专长及训练，进入虚拟的社群中寻找自己的主体性。而文学研究者，在网络文化中，发现网络之跨国界、跨性别、跨地域、跨阶级、跨现实等特性，着重在文化议题上的主题研究，最典型的主题与方式，就是以网络世界为文学文本，讨论其族群、主体、性别、阶级、情欲或性文化、或是（反）全球化等议题。Lisa Nakamura于2002年所出版的Cybertypes: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ty on the Internet即是很好的一个例子。 尽管网络的文化研究正延续英美文学及比较文学研究，但是文化研究是否可以取代文学研究，Shakespeare的美学研究是否已丧失了其文学研究市场或是价值？这些问题在文学研究与其它学科整合时，更加凸显。
Martin, Biddy. “Introduction: Teaching Literature, Changing Cultures.” PMLA 112 (1997): 7-25. Miall, David S. “The Library versus the Internet: Literary Studies under Siege?” PMLA 116 (2001): 1405-1414. Miller, J. Hillis. “Literary Study among the Ruins.” Diacritics 31 (2001): 57-68. Nakamura, Lisa. Cybertypes: Race, Ethnicity, and Identify on the Internet.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otter, Rosanne G.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Literature: A Retrospective on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1966-1990.” Computers and the Humanities 25 (1991): 401-29. 陈超明。〈文学与科技的交锋──科幻小说与科幻电影谈起〉。国科会科技与人文论坛。台北：国家科学委员会。中华民国八十六(1997)年七月十五日，国立台湾师范大学。http://www.nsc.gov.tw/scripts/ 陈超明。〈文学与计算机研究的方向〉。《政大研究通讯》1 (1993): 135-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