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自发形成、汇聚各色人等的地下“煤倒”商圈,已在北京前门大栅栏存在多年。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炭“倒爷”们,不仅分成了三六九等,还组成了山西帮、广州帮、山东帮……
“现在企业用的商品煤售价是263.75元/吨,做成一个单便能纯赚十几万。”这是2006年春节前活动在北京大栅栏一带“煤倒”们的行话。
《中国经济周刊》调查发现,在北京大栅栏繁华商业区,近几年来自发形成了一个“煤倒”商圈,这里聚集了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煤炭“倒爷”。据说,这些“煤倒”们中间不乏腰缠万贯、常常栖宿北京四五星级酒店的阔爷儿们,也有“上窜下跳”跑腿一年,只挣得几万元,甚至赔上本金的小人物。
著名诗人白居易的《卖炭翁》曾有如此描述:“卖炭翁……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一车炭,千余斤,……半匹红纱一丈绫……”
而《中国经济周刊》采访的大学毕业生王新以及范涛、陈钢等,则展现了现代“卖炭翁”的又一种生活状态。
北京大栅栏的“煤倒”商圈
2005年12月7日夜。山西小伙儿王新(化名)刚从北京大栅栏的“煤倒”商圈回到山西老家。
“这次在北京住了五天又新见了不少人,可惜一单也没谈成。”在北京大栅栏“煤倒商圈”晃了一年的王新显得有些沮丧。但一年多的“煤倒”经历的确让这个刚满24岁的年轻人老成了许多。面对《中国经济周刊》,王新开始述说其一年来浑浑噩噩的“煤倒”生活: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王新跟“煤倒”结了缘。这缘,是从王新大学毕业后所找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一家做煤炭销售的中介公司的王老板那儿续上的。
2005年1月5日傍晚,王老板告诉王新,山东有家电厂需要山西的电煤(专供电厂发电的煤炭),每月2—3万吨。“争取把这笔单子做好,咱们就能从中间提取1%的中介费,每月能挣2-3万呢。”
每月2-3万,这对一个在县城工作的大学毕业生来说就像是看到了未来的新媳妇。“行,王总,你说咋干?”王新惊喜地问。
王老板的业务信息与煤商信息,促成了王新的首次北京大栅栏“煤倒”商圈之行。
北京前门大栅栏,是繁华的商业区和旅游点,在大栅栏商业区往北的一大片低矮的屋舍里,王新首次见识了真正的“煤倒”。
一天,他看见一个衣衫褴褛,满脸胡茬的男子背着一个装满钱的麻袋对着手机喊道,“50万,不干!”当王新知道这个人就是王老板让自己见面的山东老板时,很少和陌生人说话的他一脸窘态,涨红着脸站在那儿好一阵子不知如何开口。
“叔叔,俺是从山西老家来的,王总说和你联系好了,俺这儿有你要买的煤。”王新急促且夹杂着满口方言的普通话让眼前这位老板满腹狐疑:“你说啥了?”
经过几分钟的自我介绍,他们逐渐热络起来。中午,这位煤老板请王新在一家不错的饭馆吃了一顿涮锅,看着满桌的菜,王新却不知道该用筷子夹什么。“最后,对方每吨只出200多元,我这边的煤厂接受不了。”王新说。
虽然,初次“谈判”的失利使王新很不爽,但在之后的几天里,他并没有急于回家,而是在大栅栏附近游走着探消息。当他身上的钱连最便宜的旅馆也住不起时,他溜进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里“趴”了一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慢慢发现,在大栅栏附近住满了和他一样为了获取中介费的“煤倒”。
对山西土生土长的王新来说,对“煤倒”并不陌生。在山西,很多人都干这行,因为来钱快,甚至有全家老少都做“煤倒”的。“如果你在山西某地方听到每10个人中有8个干过煤倒,千万别感到奇怪”王新说。
据王新自己介绍,2004年7月,他从山西省太原市郊一所师范类院校会计专业毕业后就懒在了家里没上班。一个20郎当岁的小伙子不愿去县城当老师,他的父母自然不能理解。在父母眼里毕竟当老师每月还有几百元的固定收入。
但到2004年年末,王新却突然变得繁忙起来,每天天不亮就出去,吃晚饭前回家。他告诉母亲,找了份活干,干得好了,能挣大钱。
在年迈又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母亲眼里,这次儿子是真的出息了。 为此,陶醉在欣喜中的母亲没有忘记一件重要的事——给远在外地的父亲打电话,告诉儿子的喜讯。
“娃找到活儿干了。”母亲在电话里说。
“啥活儿?”父亲语气急迫。
“一家煤焦公司。”母亲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好,那儿能多挣钱。我过几天就回来。”
在山西,凡是粘上煤炭和焦炭,人们都会认为钱来得快。由于煤矿资源丰富,煤炭富豪业已成为当今山西商界的主力军团。“有钱就投资煤、焦、铁等,特别是煤矿,因为煤矿最挣钱。”这几乎已成为山西人的共识。据了解,山西省的煤田总面积为5.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三分之一,称其为煤的海洋是毫不夸张。
2005年1月4日,父亲回了家。像往常一样,他走进儿子的屋里,与儿子聊天。
第二天,敏感的妻子感觉到了丈夫的异常—不愿说话,茶饭不思,烦躁地来回走动,或者蒙头大睡。
当天晚上,王新也没有在晚饭前回家,他去了老王的公司。这是王新毕业后找到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一家做煤炭销售的中介公司。公司老板姓王,是一个卧床瘫痪数年之久的中年男人,前几年雇了几个人做起了一家煤炭网站,手下人每天的工作就是打电话询问什么样的电厂需要什么样的电煤,哪里的能源公司需要什么样的焦炭。得到确切需求信息以后,老王会通过自己这些年的关系来商讨价格、联系车皮,最后拿点煤厂和电厂给他的中介费。考虑到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2004年末,老王的公司招了几个刚从学校出来的大学毕业生,王新便是其中的一个,只是公司里的员工都没有工资,除非拉到单子。
4日晚上回家后,王新对父亲说,“爹,给我点钱吧,我明天去趟北京……”
母亲诧异地盯着眼前从未离开过家的儿子半晌没说出一句话。父亲王山一直以为儿子是在焦炭厂当会计,昨晚才得知他是要做“煤倒”生意。
“狗东西,当初供你上大学不是让你毕业以后当‘二道贩子’的!”一听儿子要钱去北京,父亲便大骂起来,并开始四处找木棍。
憨厚的父亲是土生土长的山西人,他之所以反对儿子做“煤倒”,是因为在他眼里倒煤就像一个无底洞。“我们村里好几家的小子就是因为贪钱当煤倒被警察给抓了。”父亲说的这几个小子原来就是在做煤倒生意的时候,挥霍了电厂事先给他们的几万块信息费,后来被人家起诉了。
气急之下,王新跑出家门,从一个好朋友那儿借了200多元钱和一部手机,半夜,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王新这才亲眼见识了传说中的大栅栏“煤倒”商圈。
王新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在北京大栅栏,他只能花十几元住在商业区附近大街的一家破旧不堪的小旅馆里,半夜,还经常被陌生女子的敲门声吓个半死。这期间父亲曾多次打电话催他赶快回家,“不用你们管,我长大了!”电话这边的王新总是用生硬而故作成熟的语气挡回父亲的说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