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降低门槛科学发展 中国为就业清障
形势严峻 压力巨大
主持人：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安国之策。我国的失业率去年是4.3%，今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将宏观控制目标定在4.7%。这是否意味着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杨宜勇：就业问题在今后若干年内将一直是我国十分重要的问题，形势是严峻的。就城镇而言，最近几年，每年大约需要为2400万人安排工作，包括800万的失业人员、600万的下岗人员，和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包括高中毕业生、大学毕业生和转业军人。这还不包括农村，我国农村大概有8亿多人口，其中有5亿是劳动力。现在从农业转移出来从事二产、三产或者进城务工的接近1亿人，大约还有1.5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
主持人：上期话题我们探讨了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均将发生重大转变，尤其是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将会加速发展。这对于缓解就业压力是否具有积极意义？
杨宜勇：从就业岗位的增长来看，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仍然是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三大主体行业，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成为劳动力市场上最为活跃的需求主体，并呈现增长势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四个注重”：“在产业类型上，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企业规模上，注重扶持中小企业；在经济类型上，注重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就业方式上，注重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这“四个注重”具有极强的针对性，是现阶段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的指导方针。但在实际情况中，存在着“四轻四重”现象：一是对城镇就业问题关注的力度远远大于关注农村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力度；二是对正规部门失业问题关注的力度远远大于对非正规部门失业问题关注的力度；三是对大学毕业生就业问题关注的力度远远大于对普通人员就业问题关注的力度；四是对就业岗位关注的力度远远大于对就业环境关注的力度。
我们固然面临着就业人口绝对数非常大、就业总量不足的压力，但更要看到就业结构失衡的问题。许多问题并不是就业机会不够造成的，而是在就业、下岗和待遇的实际执行层面以及观念认识上的问题造成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就业是公民的基本人权，各级政府要高度关注促进就业和实现公平就业的良好环境，要靠制度化和法制化解决和保障。
中小企业 潜力巨大
主持人：是否可以这样理解：这“四个注重”中，关键是把发展中小企业作为拓宽就业渠道的方向与路径。
周天勇：是的。但真正落实这“四个注重”并不是容易的事。我们在体制与政策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障碍。
世界性的一个经济规律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99．5%以上是中小企业，总劳动力的65%～80%在中小企业就业，每千人中小企业数量一般为45～55个。据我统计，到2003年6月底，我国有中小企业1163万个，每千人中小企业仅有8.9个，城镇人口每千人也不过19个中小企业。城镇劳动力的47%左右在中小企业中就业。无论从哪方面看，我们都相差太大。
中小企业少，劳动者自然就没有太多的就业机会。日本经济起飞时，经济增长较快，失业率比较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大家都说“一枝独秀”，但是失业率却在不断攀升。我认为原因至少有二：一是日本在发展大企业的同时，也注重发展中小企业，1999年，81%的人在3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就业；而我们对发展大企业重视得更多，忽视中小企业的发展，限制个体经营。二是控制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沉淀过多，形成了今天城乡二元结构积重难返的局面。
主持人：如果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不限制农民进城的话，现在情况会好些吗？
周天勇：至少人口增长会慢些。农民进城，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成本都高于农村，进城的农民自然会减少生育；而且城市化的进程会更自然、更平稳。限制农民进城，就如同筑起一道坝，多年积累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如同蓄积的水，突然释放，压力会很大。
主持人：造成中小企业少的原因是什么？
周天勇：首先是我们现在的企业登记制度，几乎一切自然人性质的工作都必须登记注册。许多市场经济国家，允许大量的自由职业者和非登记企业存在。在英国和德国，这种非登记企业在150万～200万左右，所解决的就业人口在1000万以上。自由职业者更不用注册登记，只要根据营业收入依法纳税即可。而我们的擦鞋修鞋、修理自行车、临时性小贩、季节性小企业等，都因为繁琐的注册登记障碍而无法扩大，造成的就业岗位损失至少在1000万个以上。
另外，对企业的经营限制得过多过死。企业一旦经营别的项目，就以超范围为由，要罚款。没有本地户口，不能注册登记；一些不影响别人的经营活动，也不允许以自己的住宅为住所登记企业。东北某省有个企业，从路这边搬到路那边，因为没有及时办理更正手续，年检时就要被罚款数万元。年检，实际成了管理部门对企业的一次大收费。
审批收费 两大障碍
主持人：这些障碍多数集中于工商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我们现行的管理体制是怎样的状况？
周天勇：改革开放以来，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建立健全了工商管理机构。机构设立以来是自收自支。后来群众反映太大，逐步实现了两个改革，一是管办脱钩，即管理市场和办市场脱钩，原来工商局自己办市场，既是管理者，又是经营者。二是收支两条线，收来的钱交给财政局，财政局再返回。有人曾提出，能否让财政养起来？但财政部门算账的结果是养不起。现在，有的省收的工商管理各种费项要比工商管理系统用的多，成了补充财政的一个收入来源。
除工商外，还有不少部门掌握着审批权。很多地方的小商小贩都摆着十几个许可证，每个证都是收钱的。办一个证要上百元钱，十来个证就是上千元钱。我考察过一个县城城郊的餐馆，夫妇两人卖早点，一个月交齐各种税费以后，剩下的钱就很少了。
杨宜勇：不少地方的费比税还多。过去，劳动部门对外来农民工收的管理费也是惊人的。按照输出地和输入地平均合计每年收100元管理费计算（有的大城市单方就每年收取120元），每年针对8000万农民工的收费就是80亿元。我在某直辖市一个区搞过调查，该区共有60万外来农民工，90年代是每人每年收120元。每年60万人，要收多少钱？区政府当年给劳动局的财政拨款是300万元，他们除了盖职工宿舍、办公楼之外，当年还上缴区财政700万，劳动局成了效益非常好的企业。这种情况反映出行政体制管理上的深层次问题。
周天勇：现代政府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的一个准则是：只有政府向自然人和法人提供的准公共产品，如自来水、教育、医疗等，才可以收费，而且收费的价格水平和收费的范围要受到社会的监督。除此之外，议会、政府、司法、警察、军队等，由纳税人向政府交税，形成公共财政和社会管理预算，以此方式来维持政权运转，决不准他们凭借手中权力随意向自然人和法人收费、罚款。其背后的深刻用意是：权力和利益相分离，保持行政、执法和公共权力的公开、公正和公平。
执政为民 科学发展
主持人：您从制度层面上谈到了问题的症结。我们主张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如果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与部门利益挂钩，就不可能执政为民，必然形成执政为钱、为利的结果。
周天勇：各级政府机构为什么膨胀？除了编制控制方面的原因，就是因为政府各部门都可以通过收费罚款来供养自己，没有限额预算对机构和公务人员的硬约束。政府管理经济和社会事务不讲成本，一发生问题，便要加强管理，加强管理就要组织落实，组织落实就要增加机构和人员，增加机构和人员就要刻公章、发文件，文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审批和收费。从中央到地方，上下机构要对口，一直对到乡镇基层，机构林立，甚至局委办内部也处室林立，各自制定自己的审批权限，规定自己的收费项目和标准，并将其法规化，至少文件化，于是一个项目、一个企业、一个个体工商户，甚至一个农户，都有若干政府部门来收钱、来检查、来罚款。公检法、工商、质检、土地、城建等执法机构，经费预算不够，就通过收费和罚款补充工资、办公和建设经费；甚至对一些机构，只给收费权力和政策，完全依靠收费和罚款维持运转和发展。虽然一些地方对一些机构实行了所谓的收支两条线体制，但实际上还是多收多奖励，而且多收还可以多得到经费建豪华办公楼、培训中心、多买车和买好车、多发福利等等。
政府各部门的行政收费和罚款，造成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农民、市民、工商户、企业的负担加重，社会投资、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下降，影响正常的国民经济运行和增长。如果各层级政府和各部门的收费、罚款不能得到有效的治理和约束，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就很难调动起来，严重的失业问题也很难得到根治。
主持人：一些地方政府片面的发展观念也是形成体制障碍的深层原因。
周天勇：是的。一些地方政府片面的城市建设和商业发展政策阻碍甚至减少了就业机会。比如不少城市搞所谓的现代化建设，将小商小贩、人力车、街头摊点、小店小铺等，或者拆迁，或者整顿，一扫而光，代之起来的是现代化的百货商店、超市、连锁店等。有的因城市建设和市容整顿损失的就业机会就达十几万之多。有的政府部门为了便于管理，急于将农贸市场改为现代化的超市和连锁店。一些超市对进入的企业，收取高额的所谓保证金，企业卖产品的门槛和成本提高了；而一些居民要到农贸市场上买点儿便宜的产品，又受到限制。取缔和消灭农贸市场，减少了许多在城乡依靠贩运零售农产品的就业机会。城市可能干净了，有了现代化的气派，大楼多了，草地多了，广场多了，但是百姓的生活不方便了，就业的门路也少了。
其实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并不是一刀切地搞现代化，香港中环多是小商小铺，珠宝店、小餐馆、咖啡店等。
杨宜勇：破除体制和政策障碍，增加就业，与发展观、政绩观有很大关系。我同美国朋友聊天，谈到总统竞选时，他认为重要的是就业好不好，经济恢复得快不快，他们对伊拉克战争并不是看得太重。在市场经济国家，想当州长、市长，第一位的就是就业。要向选民讲清，就业会怎样，税收怎么搞，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怎么搞，老百姓非常关注这些。
周天勇：针对不少地方政府更多关注GDP提高多少的情况，要把新增就业岗位作为考核地方领导的硬指标。这个指标要由中立机构来统计，不能作假。经济增长率10%，但30%的劳动力还在家里待着，也算不上健康的发展与繁荣。
杨宜勇：我们一方面在高喊要促进就业，另一方面却在阻碍就业，最可悲的是对此还不知道。一些地方政府为追求政绩，屈服于资本强权，客观上恶化了劳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有些外资企业表示，如果由单位缴纳社会保险就搬家。于是有的地方官员就向他们承诺：我们的工人不罢工，不要求你们必须为职工上保险，等等。这实际上是主权让度。更多的地方领导是好大喜功，“站在山沟望华尔街”，总想吸引外资。眼睛向外，固然可以开拓思路，但是现实中，一般地区80％左右的联系是内部的而不是外部的，因此，在“高瞻远瞩”的同时，更应该脚踏实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更多地向内看，不要忽视内部资源的整合，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远水救不了近火”就是这个道理。
降低门槛 宽进严管
主持人：如果对中小企业，对个体工商户网开一面，会不会造成失控的局面？现在出问题的多是中小企业，比如小煤矿。怎样做到放而不乱、管而不死？
周天勇：现行的体制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管住。不少地方的基层管理机构，把收钱当作重点，收完钱就不管了，既抑制创业就业扩大，又导致了假冒伪劣泛滥。某地质检局把章直接发给火腿厂，让它自己盖，因为钱已经收上来了。某省一家企业接受抽查，实际上就是耗费一个试管而已，却要收600块钱！还有一些商店，要专门拿好烟、好酒去“测试”，少了不行，测完以后东西自然不送回来，至于店里再卖什么假烟假酒都没人管了。
杨宜勇：要管就必须管住，否则就不要设置这样的机构。有的地方发生了火灾，主管消防的部门往往会说：前两天我们检查了，向他们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说这话的目的只是表明自己没有责任。但是，你既然发现了问题，监管并没有到位呀！给你权利，你就要承担责任。
从深层次看，这是文化上的差异。我们过去总是习惯于“有罪推定”，企业登记注册，首先就怀疑这个人会不会造假，那个人会不会欺诈，于是就将注册标准提得很高。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则是“无罪推定”，你办企业，只要守法经营、照章纳税就行，也不一定天天查你，但是，如果一旦违法被查到，你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一辈子都不能做法人。
周天勇：自由职业者灵活就业，也不用登记，比如说卖冰棍、修自行车，可能与别的企业打交道时会被认为资信程度不高，但这样的职业不是做大买卖，用不着多高的资信度。
经济学上讲有两种准入，一种叫劳动准入，一种叫创业准入。劳动准入就是要有相应的资格，但一般劳动是不需要专门准入的，比如清洁工，一个月挣500块钱，能把办公室打扫干净就行。但有些行业确实需要准入资格，比如会计，没有证是不能准入的，电工、医生就需要执业证明。第二个是创业准入，就是办企业，需要登记、注册或备案。但能否准入，并不一定全由政府来认可，在英国是商会负责注册登记，更多的是协会，比如开牙医诊所，牙医协会要考察你的学历、资格，能达到什么标准，条件够了才能注册。在美国，只有大公司的垄断、欺诈案件归商务部管，一般的事自己解决，或者找法院。
杨宜勇：联合国有个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其中有一条，就业是天赋人权，不设置任何条件的。我们的准入、限制太多。据我们考察，全世界保姆和秘书，一般都不用资格认证，但我们有些地方的劳动部门就推行保姆资格认证，理由是保姆如果不可靠，把孩子拐走怎么办？其实，聘用培训过的保姆，财产被盗，孩子被拐，还不是要找公安局吗？ 职业证书泛滥，把有些能做事的人挡在了门外。
主持人：如何解决现在存在的这些问题，拓宽就业门路、降低创业门槛呢？
周天勇：我认为，一要放宽对自由职业者、个体劳动者和微型企业的管理，实行备案和非登记、非审批制度，与国情相适应，减少不合理的职业资格证书，特别是收费办班、发证创收的所谓资格准入，要进行清理控制；二要放宽企业注册登记的各种条件，降低门槛，大幅度取消企业注册登记的各种审批，放宽企业登记注册经营范围，缩短登记注册时间；三要把工商管理部门用财政预算拨款养起来，不要再向个体工商和私营企业收取工商管理、年检、罚款等费项；四要大幅度减少和取消企业投资项目审批；五要下决心清理对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的各种收费，各部门法律和法规规定的收费也应当清理，禁止对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的随意罚款；六要督促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发展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小银行，发展民间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公司，形成中小企业能贷到款的融资格局。总之，政府的体制和政策不应当成为妨碍就业和创业的障碍，而应当实行宽松的、网开一面的个体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和中小企业管理制度，形成促进就业和创业的宽松环境。
本文发稿前最新消息：国家工商总局发出通知，从3月23日开始，对于在农村从事商业零售和修理服务等活动的流动性小商小贩，除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行业以及涉及人身健康、公共安全、环境资源保护等行业外，都允许其经营，并且免于工商营业登记，免收各项工商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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