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过惯了平淡的日子，直到大学毕业，我都是在拮据的家境中生活；勤奋、朴实的父母亲更多地教给我的是勤奋与本分。所以我一向自我克制、低调而被动。我是怀揣着学士学位和五毛钱回到故乡的。
　　循规蹈矩地做了四年中学教师、娶妻生子，虽然有一摞获奖证书摆在我的面前，也有领导给予的拔尖人才和副校长职位的许诺，但我真的厌倦了每天哄孩子。毕业后第二个年头我自学了一年的外贸知识，第三个年头又开始学习当时还是DOS系统的电脑，第四个年头高考结束后我拒绝上班。就这样，我得以进入一家工厂新成立的外贸部。
　　当时做的是人造板，国外进口生产线也不多，产品在国内市场供不应求。虽然老外主动上门，领导们并不大热心。国际长途电话需要人工台转，有时一天也打不出一个电话。产品要用火车运到大连，由仓储代理负责接货、保管。发货时常常是站在硬座车厢里，而补一张硬卧车票，要付出100元的“小费”也未必成功，回来核销费用时更是挖空心思。从仓库到码头，需要坐摩的在集装箱车中穿梭。几百立方米的货常常折腾大半天，夏天更是赤膊大战。那时的班轮不准，我最多的时候一人在旅馆里等过30多天。有一年的元宵节就是在旅馆里过的，吃的东西几乎买不到。寒风袭人，只好在旅馆里把自己灌醉，大睡一场。到银行议付和到海关报关时受到的冷遇至今不愿回首。
　　由于我的业绩不错和没有复杂的背景，我被选拔到销售公司做了一年的计划员和业务经理，这在当时的国有企业中是令人眼红的差事，我的对座就是老板娘。就在我要被提升为公司副经理时，老板做了书记。我知道按照惯例，我可能也要被调到其他岗位。
　　我主动推荐了一位继任者后，出任总厂的项目办公室副主任，干了8个月跑政府、站座角、说小话的工作。到哈尔滨和北京出差成了家常便饭。我开始想到跳槽了。在领导发现并表示不满之后，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举家迁往山东。
　　5年前的鲁南小县城破破烂烂，集体性质的集团也没几个子公司，看起来还不如原来单位的车间有实力。打动我的是高大温和的老板几句真诚的话语，”现在企业不撑看，但有发展前途，我需要你这样的人；跟着我干，不会亏待你，也没人敢背后捅刀子；我对你寄予厚望。“在没有业务人员、没有客户、没有外销渠道等困境中，我苦熬了近5个月，跑广交会、去香港参展、跟外贸公司争客户、学习和应用电子商务，终于第一笔业务顺利做成了。我同时做了外贸和技术负责人，所谓的白领生涯也就是从此开始的。
　　老板是个话不多但眼亮心明的人，他看清了你，就很放心地给你机会。企业在短短三年内大手笔的运作下，发展到统领三千余众、下辖十几个子公司的集团。我也做了总经理助理。之后不久改制时，我不仅做了股东，还被选为监事。我的工作是负责几个有出口权的子公司的外贸业务。从1999年开始，我不仅跑下了广交会的摊位，每年还去德国科隆参加国际五金展。2001年从德国回来后又去了日本东京参展。由做业务到业务指导，对管理的思考逐渐有了自己的深度。2002年8月出任新成立的工艺品公司董事长，2003年6月改派投资4800多万元的新建BOPP薄膜公司董事长兼任总经理。2004年1月我在集团的职位上升为副总经理。我的工作从外贸业务因此完全过渡到企业高层管理。
　　在当地有了一些小名气，生活和工作也稳定了，我的思考却从未停止。21世纪的第一年的元旦，我许下一个心愿——做一个优秀的职业经理人。
　　我相信，中国的中产阶级——职业经理人的群落会逐步扩大，成为社会稳定和进步的中坚力量，并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概念和层次提升带来巨大的活力和深远影响。正在思考与行动的职业经理人必然完成其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