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方向感的“新盲流”们
“我们鞋厂数我学历最高。看仓库的本科大学生，不知道我算不算全国头一个？”
站在广东佛山市南海区平洲精旺鞋业有限公司的仓库门口，这个一头长发、颇有点艺术气质的大学生不忘给自己幽上一默。胡良奎是学广告专业的，当过安徽财经大学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学生会副会长，自诩在大学里算是个才气纵横的另类人物，简历中，他声称著有长篇小说一部。
其实，他去年在合肥曾找到过几份工作，最高的一份给他1400元/月，但他觉得像他这样的大学生至少也值2000元/月。此后他从合肥折腾到广州，又从广州、福州、深圳一路折腾到佛山。广州不少广告公司只给600元/月的底薪，深圳的一些广告和销售公司更狠，底薪一分不给，只拿业绩提成。他两手空空来到在佛山打工的父母身边，进了这家鞋厂。现在，他的工资是每月800块钱。
近几年，中西部应届毕业生洪流，正在以越来越庞大的规模涌向北京和东南沿海大城市。这一涌流与大学扩招直接相关。2001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只有114万，2003年，第一批扩招本科生进入就业市场后毕业生成倍增长，逾212万。2005年和2006年的高校毕业生各增长到330万与413万，分别是2001年的近3倍、近4倍。
然而，中西部的经济社会条件显然无法吸纳成倍上涨的毕业生。于是继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民工潮”之后，21世纪初，一股来自中西部的“大学生潮”开始形成，大规模地涌向吸纳能力相对较强的北京和东南沿海大城市。国家人事部最近公布的数据表明，2005年仅北京、广州、上海、深圳4城就接收了人事部抽查的15个省市10.9%的高校毕业生。更有论者指出，近年北京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每年至少吸纳了全国高校一半的大学毕业生。
然而一个城市的吸纳力是不可能极速膨胀的。
随着毕业生数量的增长，这股就业洪流由此变得曲折起来，一些就业支流甚至正在演变成胡良奎式的大学生找工“新盲流”。
“十元店”里的浮躁和勇气
历经几番找工，今年3月6日，胡良奎入住深圳宝安北路人才市场附近的一家每天只需10元住宿费的“十元店”。在那里，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和其他一些大学生正在陷入找工“新盲流”中。
他应聘的十几家广告公司和营销公司几乎都不给底薪只给提成，远没有他在合肥放弃的那份工作理想。他认为大学生就业价格的这种“贱卖”，与来深圳、广州找工的大学生太多有关。“人才市场和“十元店”附近到处都是背着包、拿着地图、脸色沉重的大学生”，他住在一个挤了14人的小房间里，空气中弥漫着脚臭味。整栋“十元店”旧楼里，聚集了几百名来深圳找工的应届大学生。
一天中午，找工失意的胡良奎在“十元店”旁吃快餐时，看到一个漂亮女孩坐在对面一个劲儿地喝免费汤。胡良奎从旁人那里得知这是一位找工的大学生，现在没钱吃饭。胡良奎给她买了份快餐，结果女孩看着快餐就扒，痛哭失声。
女孩是成都某高校的应届专科生，父母已为她找了一份教师的工作。但她不满意，就辞工来深圳找梦想。结果工没找到，手机又被偷，身无分文。胡良奎劝她回家，“既然有跨出一步的勇气，为什么就没有退回一步的勇气呢？”可她始终摇着头。
“这事儿对我触动挺大，我发现不少大学生，包括我，来南方都是很盲目的。”于是胡良奎回到了在佛山打工的父母身边。“现在先在鞋厂做几个月，等五六月份回学校拿学位证时，我就辞工。这也是为了磨磨身上的浮躁气吧。”身处逆境的胡良奎还是想得很从容。
但广州南方人才市场附近的“十元店”里，不少从外地赶来的大学生并没有胡良奎那样的从容与洒脱。
“十元店”里的应届生赵某，西安一所金融学院经济学本科专业，是河南商丘的农村孩子。他说自己已在一家没有底薪只有提成的融资公司跑了一个多月，但还没拉到一单业务。“还想撑一个月，如果还没业务，那我真就弹尽粮绝了，只能先回学校再说。”他的大学4年是靠父亲刨地撑下来的，自己还申请了1万元的助学贷款。他这些天一直睡不好，同班28人才签掉4人，并且找到工作的都不如意，“找不到工作，我无脸见江东父老啊”。
上海浦东新区最繁华的陆家嘴地段，也汇聚了100多名和广州、深圳“十元店”里相似的外地大学生。他们住在一幢破旧大楼第12层的简陋房间里，名称更时髦些，叫“求职村”。他们入住短则几天，长则一两年。吃3块钱一份的蛋炒饭，住15元一天的架子床，早出晚归，出门光鲜，归来垢面。几十人共用一台热水器，甚至栖身门板之上……
3月31日夜，1205房间的年轻人各怀心事。从内蒙古结伴而来的包头财经学院的两位同学，蜷缩在架子床上蒙被而睡。两人甚至连简历还没做好，就冒失地来闯上海滩。这是他俩继天津后的第二站，给自己限期一个月。事后记者知道，当天他们按照报纸的招聘启事去徐汇区一家公司应聘，结果没找到，却晃到徐汇公园抽了半天烟。
同一房间里的徐州师范大学应届生任志杰，入沪4天来找到的最好一份工作是服装销售，底薪1000元外加提成。而去年毕业于燕山大学国际金融系大专班的宋国明，工作从天津找到上海，一个月薪千元以上的工作都没找到，几番在“十元店”里搬进搬出。
3月30日中午12时，钱财耗尽的宋国明将再次离开“驿站”。记者去送他，他一直低着头走路。在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他想起了在上海最后悔的一件事，当时有家公司愿给他一个月900块钱，包住，他没去，“在上海长时间找不着工作，人会疼的”。
陈示富，毕业于山东工商学院，整整在1204房间住了一个月，面试24次，参加13场招聘会，简历递出不计其数，结局还是空手而归。
在宋国明离开的那个晚上，陈示富喝醉了，躺在花圃里满怀哲理地说了一句：“这城市与我有关吗？”记者捶了他两拳，说，再喊两声吧。这山东汉子竟真扯开嗓子喊了起来……然后扭过头，倏地起身，头也不回地朝“求职村”走去。
为何“宁要都市一张床，不要西部一套房”？
在这些外地找工大学生的意识中，京沪穗深这样的大都市，总是意味着机会、高薪和前途。以往他们的师兄师姐们以就业经验和日常信息，影响着他们产生一颗颗“都市心”。这无疑加剧了职业供给的不平衡，最需要大学生的地方少人问津，而都市的大学生求职者则人满为患。
北京大学教育学者岳昌君的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2005年北京高校毕业生的起薪显著高于中部地区，大中城市就业的毕业生的起薪显著高于非大中城市。
因“都市心”形成的盲流，在中国人才研究会理事郑惠忠看来，是高校的就业指导和人力资源市场没有发挥好信息整合的作用。一开始就解决好这些学生与大城市间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基础性问题。
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王明，因为专业不吃香，这位来自内蒙古农村的大学生觉得，以考公务员的方式留在北京是最好的方向。从去年开始，他数次参加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公务员考试，但最后总是被淘汰。前段时间，崇文区举办了一个公务员事业单位招聘会。他去一看，有80%的岗位都只面向北京生源。没有户籍限制的民族宗教事务处，硕士生的简历也有一尺多高，本科生的简历更是好几摞。他最后连笔试机会都没得到。一星期前，他母亲打来电话：“人家都能找到工作，你怎么就不行？”当时他急了，手向走廊的玻璃上砸去。记者见到他时，他手上的伤还没好。
此后他不停地在网上和招聘会上投简历，一心想留在北京。现在的就业期望已降到有没有北京户口无所谓，只要能给2000元/月以上的工资就接受。他曾经想去山西，但他的母亲不同意。“村里人肯定会议论，谁谁家的孩子在北京念书，结果找工作反倒去了外地。”他说。
“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西部、基层一套房”成了北京大学生们普遍的就业心态。中央民族大学就业中心一位负责人介绍，去年73%的毕业生都是留在北京工作，就业去向太集中于北京了，“像我们学校的学生，要是到其他地方，即使是省会城市都是很好找工作的，但他们就是不愿意去。”
北京林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立平也介绍，80%的毕业生选择留在北京，“学校很多涉及林业技术的专业在基层林场用得上”，可去基层林场的毕业生几乎没有，“去了也养不住”。
而另一方面，北京市的《2006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意见》规定，今年将继续执行京外生源本科毕业生择优留京就业政策，本科生留京比例仍限定在30%。 所以，教育学者杨东平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即使扩张到目前规模，也还没到大学生过剩分不出去的地步。像北京的大学生就业难，“更多地还是与毕业生千方百计要一个北京户口有关。”
这种情况也在上海出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专业某班的31个人，除考研的9人以外，剩下22人只有一人签约。一些外地大学生告诉记者，为了留在上海，他们甚至放弃户口，到缺乏保障的私立学校就业，拿1200元－1300元/月的工资。有学生移动着日渐宽松的表带，说：“最近都瘦了一大圈了。”
而在全国，北大教育学者岳昌君对2005年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分布调查发现，该年七成以上的大学生在大中城市工作。但随着国家鼓励大学生去基层、边远地区的激励政策出台，这一年去县城以下的大学生比2003年上升了3个百分点。
但岳昌君认为，大学生大量去农村还不太可能。由于目前制造业占很大比重，他认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将越来越多地吸纳大学生，这需要大学生转变“都市心态”的择业观念。
“面霸”、“考霸”传奇
在大学生就业压力之下，不但有暗潮涌动的“新盲流”，还涌现出富有传奇色彩的“面霸”、“考霸”，而往往是这样坚忍的同学，在7月来临前总能找到“婆家”。
3月底，广东海洋大学国贸专业的应届本科生吴锦方终于找到了一份1000元/月的营销工作，脱下了“面霸”的帽子。“面霸”是今年大学毕业生的一句行话，是指乐此不疲参加面试的人；“面霸”再被拒绝无数次而坚忍不拔的，就成了“拒无霸”。
为了在广州找到一份工作，吴锦方在今年2月份的20天内在网上投了近1000份简历，“连吃饭时都按着键盘投几下”。他得到过30多个面试机会，他赶了20多个，“差不多有两个星期，我就是部面试机器，从早到晚都排满了面试”。他对薪水的预期也随次递减，从1800元降到1500元，再降到1000元。“如果连每月1000元的工作都找不到，那我只有离开广州了。”他告诉记者。幸好，他最终找到了工作。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管理学院政治学专业的王胜德，被同学戏称为“考霸”。从去年12月25日起，他去过十几个城市考公务员，“国家公务员、检察院、法院、北京、上海、大连、福州、广州、深圳……”
为了考公务员，他已经花了5000多元，这3个多月中有2/3时间在路上、在东莞至广州的火车上，他站着复习公务员考试资料，再站回来。“在东莞，没地方住，我就和同学的哥哥一起挤在民工棚里，蚊子乱飞，屋子很暗。”“考霸”向记者历数奋斗史，还调侃了一下非“考霸”：“有个同学每次考总是离录取差一名。到最后考上了，却开始怀疑这是不是真的。”
3月31日晚11时，他最后对记者说，明天自己还要踏上去天津考公务员的路。
这位“考霸”其实是站立在一个庞大的数字前。据教育部门公布，2006年的公务员报考人数为127.5万。其中通过招考部门资格审核的公务员考生约为50万人，合格人数与计划录用人数的比例约为43∶1，超过了2005年37∶1的平均报考比例。即400多万毕业生中，只有3%的人能实现这个愿望。
报告公务员因为这种激烈竞争而在各大高校里“白热化”起来。
武汉大学法学院300多名硕士毕业生差不多全部报考了公务员，最后被录取的只有五六个人，这几位“成功人士”成为年级里的传奇人物。
该学院的女研究生小罗告诉记者：“之所以这么热，是因为一个毕业生很难在其他地方找到像公务员那么稳定、体面、高薪的工作。现在工作实在太难找了，只要是个机会我们都想试。”
面对“面霸”和“考霸”的不易，一些毕业生自然要利用身份资源、亲友资源和权力资源。北京科技大学行政管理专业的李亮告诉记者，班上的北京本地同学找工作比他们容易，“10个北京人中就得有8个可以找到门路。”而武大法学院的一个男生，他姐姐在中石化工作，他就托姐姐的关系，最后也签到了那里。而中国政法大学一位学生告诉记者，他们在找工作中有着微妙的群体分化现象。农村学生、贫困学生没有家庭背景，只能不断积极地找工作机会。
与北京大学教育学者岳昌君一同做相关研究的文东茅教授发现，“父亲的社会阶层越高，毕业生的平均起薪额也越高，父亲为农民者比父亲为行政管理人员和经理人员的毕业生平均月收入分别少400元和300元。”他们的研究表明，与2003年相比，毕业生的家庭经济条件和社会关系网络在求职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尽管知识、学历和自身能力仍是就业的决定性因素，但我们需要警惕这种不公平现象。”文东茅告诉记者。
名校生、博士生依然“好女不愁嫁”
清华大学2002级计算机系博士研究生蒋同学基本上不愁了：“清华学生找工作很轻松。 我们专业的毕业生主要去向依次是国企、外企和党政机关，进高校的很少，除非是留校，要么就出国做博士后。我们找工作很轻松，不存在问题。因为各个课题组与国内外大企业有很多合作关系，清华的牌子及导师的名气为我们铺平了就业大道。我们每个人一般只投两三份简历，现在每个人手上都至少有一个offer，如我就拿到了3个，我的选择标准是长远发展的前景。”
从复旦大学得到的一个数据是：2005年复旦全校本科生平均就业率为95.30%。其中通信工程、财政学、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新闻学等16个专业的就业率达到了100%。过去普遍认为男生在就业中占据优势，然而通过复旦在校学生职业发展在线所做的调查发现：2005届本科毕业生男女就业率存在一定差异，男生就业率为93.05%，女生就业率为97.96%，女生高于男生4.91个百分点。
复旦就业指导中心主任许玫告诉《新闻晚报》的一位记者，男女毕业生对就业环境压力的应对，女性要高于男生。在复旦，从心理准备、在校期间能力培养、社会工作、实践活动的参与度等角度来看，女生表现出的积极性明显高于男生，这使女生在就业市场上显示出明显的优势。
而博士生好像也不需要太愁。
华中科技大学2002级电机工程系博士研究生辛同学说：“我们班按时毕业的同学共有10个，全部进了高校，其中6个留在武汉、1个在长沙、2个在南昌、1个在广州。这些学校全部都是211以上，对于华中大的博士生来说，211是个底线。博士生找工作一般不会去双选会‘撒网’，而是一对一的联系，合则约见，比如，我就投了南昌大学和江西省电力局。我们找工作都比较顺利，虽然其间会被拒，但波折不算太大。这主要是博士生没有像本科、硕士那样扩招，每年毕业的博士生数量基本稳定；另一方面，高校持续扩招，相应的师资需求也有所增加，所以目前博士生就业市场基本上供需平衡。另外，高校的工资待遇不错，工作稳定，博士生一进高校便是副教授，且年薪都有三四万，待遇问题上东西部高校的差距并不大。据我所知，高校在选择人选上，重男轻女的情况并不严重，较之男生，女生当老师并无劣势。”
(龙玉琴、冯娴、李红涛、饶德宏对本文有贡献)
就业不难路在何方
本报记者 傅剑锋 沈颖
实习生 潘晓凌
今年2月，记者在广东汕头采访时发现，峡山镇的织带厂奇缺熟练技工和高级技工，老板开出的价码常在3000元/月－10000万/月之间。当地工人介绍，把自己训练成一个高级技工一般需三五年，小学文化都可做到。技工奇缺和身价的走高，已成为长三角与珠三角的共同现象。
但也在该月，广东的招聘会被省内外应届毕业生挤爆。尤其是2月5日这天，雨大风冷，招聘会现场依然人山人海。为了给用人单位递一份简历，不少学生排着长队，衣衫尽湿。许多本科生已把身价降到了1000元/月。
结构性就业难题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一项调查让很多人惊讶地认清了大学生和民工的“差距”。调查结果显示：2006年，进城务工农民的月薪平均预期是1100多元，而应届大学毕业生对月薪的平均预期仅为1000元。
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如实地反映了扩招带来的短期的大学生供过于求。市场用月薪这枚小小的砝码，称量着天之骄子们的自我估价。
“市场更需要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说。
“企业对大学应届毕业生的评价普遍不太高，他们觉得这些应届生们要求多，但不能吃苦，缺乏动手能力和团队精神，所以很多企业就更青睐有工作经验的人才。而另一方面，学生则抱怨企业开的薪水低，要求苛刻，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盲目地去考证，以增加择业的砝码。” 在走访了不少企业和学生后，中山大学高教所张明强教授这样总结两者之间的分歧。
“2005年私营企业比前两年增加了450万个就业就会，而教育、科技、国家机关增加的岗位比较少。教育行业新增岗位24万个，金融业新增2.7万个，而科技领域只招了3000人，电、水、煤这些行业就更少了。”岳昌君说，“大学生喜欢去的地方恰恰吸纳能力小。”
岳昌君将其称为“供求结构矛盾”。国家发改委则称之为“结构性就业难题”。实际上，这种“结构性就业难题”不仅体现在不同行业间，也体现在不同地域间。“宁要北京一张床，不要西部、基层一套房”就是这种地域差的表征。
据报道，中国农业大学的动物科学专业研究如何养牛、养猪，可很多毕业生为了在大城市里找到工作，干脆转行，“很多毕业生宁愿在北京卖饲料当推销员，也不愿意到基层去”。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的毕业生研究的是如何让果树产量更高、花卉生长更好。“可很多同学去推销园艺产品，在办公室做文秘。”该学院学生桓靖学对记者说。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刘君给这种现象起名为“职业歧视”。
“当‘精英情结’的淡化速度没有赶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及速度时，人们的就业心态就会变得狭隘，而择业的自主性和多样化也就会大受限制。一是造成了大学生普遍薪资期望过高，从而抑制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二是造成了局部地区和局部行业人才的过剩，因为大家都希望留在发达的大城市中，都只希望学金融、会计、计算机等热门专业，所以市场上也才会出现年薪数十万求一焊工或钳工而不得的现象。”他说。
全力打造中国职业教育
目前中国还处在第一次工业化期间，经济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与此对应，初等的人才，熟练工人占主要地位，中间层次还是相对少，高端人才需要更少。教育部职业技术研究中心研究所所长助理姜大源向本报记者分析说，只有当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时，这个人才结构才会变成一个橄榄型，就是金字塔的底部开始萎缩，中间的层次，中等职业教育人才、中等的管理人才开始增多。在世界上，已经实现了第二次工业化又实现知识经济的国家，如欧美国家，就呈现出这种橄榄型的结构。
所以，受经济结构所限，中国不可能跨越金字塔阶段。但1990年代后期到2005年，由于高校的扩招，职业教育的比例从原来的58%滑到38%。不少职业学校招不到学生而萎缩。姜大源认为，这个38%会延缓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国目前出现的技工荒，就是人才结构和经济结构没有相协调的例子。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李凯则从培训模式的角度观察认为，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主要原因在于高校培养的人才与市场对人才的要求是“两张皮”，人才的知识结构、层次与用人单位不吻合。
姜大源也认为，中国的职业教育应该占半壁江山以上才对，绝对不能按照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不能总拿清华、北大来比照，过度强调高学历，“我们现在老培养金字塔的塔尖，所以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
据他介绍，德国是职业教育帝国，70%的初中毕业生在16到19岁接受职业教育，普通高中学生不到30%。德国崇尚职业技术教育，根本不会有歧视现象。“德国制造”之所以厉害，就得益于职业教育。
姜大源认为，在职业技术学校中只背书肯定是过不了，绝对不能够黑板上种田、教室里开机器。职业教育必须跟技能、跟机器、跟设备打交道，否则就拿不到职业资格证书。所以国务院决定在未来5年之内，拿出100亿元做两件事，一个是对贫困家庭的资助，一个是实训基地的建设，在全国做2000个示范基地。
在这方面，颇受深圳市政府扶持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可作一分析样本。据该学院就业指导中心主任李凯介绍，学校共建有309个校外实训基地，如金融专业有个模拟银行，物流专业课堂讲授的主要内容并非物流原理，而是直接告诉你怎么跟单、怎么报关，学生毕业后，便可直接上手。
由于职业教育和市场脉动紧密相关，姜大源认为，政府除了投入、除了法律框架，更应该是信息的引导。政府要建立职业预警系统，需求驱动，哪些职业可能消失，哪些职业可能产生。这种职业资格的早期辨识，在德国由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来做。中国地太大做不了，但是一个城市或者一个行业可以做。
在职业预警方面，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已经在尝试。招生就业办公室的书架上摆满“就业服务”及“用人单位跟踪调查”资料，都是各专业负责人走访企业时搜集到的回馈与意见。他们把目标瞄准在深圳的制造业人才及服务人才的大量需求上。李凯介绍，一些热门专业，如汽车专业、计算机辅助设计，学生还没毕业，企业就打电话来叫“帮忙留几个好的”。反之，如果专业设置不再适应市场需求，就要被“砍”掉。比如，1998年建立的路桥专业在2003年因市场需求小而被取消。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因此在近年始终保持着95%以上的初次就业率。
归根到底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大学生身价不如农民工，中国高等教育是否出了什么问题？
“目前高校的专业设置确实有问题。普通高等学校专业结构和劳动力需求结构完全不一致。劳动力市场需求的，高校培养不出来；高校培养出来的，市场又不需要。”岳昌君说。
市场需要怎样的劳动力结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说，劳动力市场上大学生越来越多，而熟练技工却越来越供不应求。不同层次的大学定位一样，都在争夺同样的位置。他认为，一些高校必须转向培养技能型、生产型人才的领域，才会有竞争力。
事实上，高等教育即使规模扩张迅速，大学以上学历人口数仍然只占我国总人口的5%、劳动力人口的10%。这一比例不仅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甚至相比于菲律宾、泰国等国家也有不如。
“所以不要造成‘大学生过剩’的误解。”杨东平说。在他看来，扩招真正带来的问题，是教育资源紧张导致的学生人均培养费用减少。
据杨东平调查，某省省属高校，学生人均投入从六七千元下降到了2000元，“这和高中生差不多。”
而调查也显示：57.8%的硕士生导师和51.1%博士生导师认为目前研究生质量出现了下降，约有52.7%的研究生院(部、处)负责人认为近5年硕士生质量下降。
“多数西方国家，研究生学位有学术型与专业型之分，前者培养的是从事基础性、理论性研究的学术人才，后者则偏重于职业能力的训练，培养的是工程师、临床医生、律师等高级专业人才。”他说，“我们的研究生培养目标是1981年按照苏联模式制定的，现在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应该实事求是地调整硕士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将多数学位定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专业学位。”
“学生们没学到什么东西，就业当然困难。” 教育部职业技术研究中心研究所所长助理姜大源对本报记者说，“考试之前背一背，最后拿个成绩，这种惰性知识有用吗？”
“这些都是历史性的问题。”广州市锐旗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希宏对记者说，“高校在招生及教学环节上采用的是计划模式，而到了人才输出时，却遵循市场经济模式，完全由毕业生自主择业就业。两者冲撞，引发矛盾，其结果就是就业难。”
“十一五规划提出要‘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这个提法在先前所有的文件中都从来没有出现过。”杨东平说，“这句话意味深长。”
而要从根本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杨东平认为应对目前的高校管理体制进行彻底改革。“如果高等学校还没有确立一种学术本位的管理，还是严重的官本位和计划学术，又想要参加国际竞争，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这是不可能的。”他说。
“医疗体制改革已经开始做了，教育体制改革仍然没有提到议事日程，我认为已经到了启动的时候了。”杨东平说。
当然，也有学者强调，大学教育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职业教育，不能单用就业率衡量。从这一角度看，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也是提高中国人的人生教育质量，提高大学生的人生质量。
形势严峻不等于“严冬来临”
管矛盾很多，困难不少，社会上“大学生就业的冬天”也已经叫喊了好几年，可是年年“冬天”年年“过”，我们不也迎来和煦的春天了吗？实事求是地说，大学生找个工作并不难，难的是找一个理想的工作。作为朝气蓬勃、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没有必要“一叶障目不见森林”，也没有必要患得患失、畏缩不前或自暴自弃，要看到高校毕业生就业面临的有利条件和难得的历史机遇，迎难而上，做出无愧于时代的光荣抉择。
首先，党和政府极其关心大学生就业。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多次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全力做好大学生就业创业工作，并多次在有关会议上强调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重要性。各级党委、政府也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上重要议程，突出其重要位置，采取了多种措施积极推动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其次，高校的“一把手工程”已经深入人心。自2003年以来，国家逐步把毕业生就业纳入高校考核的重要指标，突出强调毕业生就业在高校改革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倡导并严格要求高校的“一把手”对本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负总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不论是在硬件投入还是在软件建设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一些学校已经向学生庄严承诺，只要不过分挑拣，学生不出校门就可以找到工作，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毕业生“吃了定心丸”。
第三，经济发展势不可挡。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归根结底还得依靠经济的拉动和促进。近年来，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这对缓解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创新型国家，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将直接拉动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同时，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将为高校毕业生创造更多施展才华的空间。
第四，基层大有可为。“猛将必拔于卒武，贤相必起于郡县”，自古是之。去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从制度层面上固化了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渠道和途径，标志着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进入全面推进的新阶段。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事关青年健康成长、事关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工程，毕业生应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勇于到基层锻炼成长，善于在艰苦、复杂的环境中脱颖而出。
第五，政策环境更加宽松、有力。近年来，围绕推动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为毕业生充分就业提供了制度保障、政策保障和工作保障。例如，在自主择业方面，破除了一切部门限制和地区限制，毕业生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在自主创业方面，免除了创办企业的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并可提供小额贷款资助；在鼓励下基层方面，除给予一定的生活保障外，在落户、职称、考研、考公务员等方面享受优惠政策；在就业服务方面，不仅学校有周到的指导和服务，政府有关部门特别是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和毕业生就业市场也提供多种公益性服务；在择业期限方面，不仅毕业前可以找，而且毕业后两年内仍可双向选择；在困难救助方面，毕业后可以登记失业，享受失业人员优惠政策，特别困难的还可以申请临时救助，可以得到比如生活救助、医疗救助、司法救助等方面的支持。可以说，现有政策涵盖了毕业生就业的各个方面，基本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政策框架体系。
就业归根结底是毕业生自己的事情，现在已经是3月下旬，对高校毕业生而言，一定要抓住机会，尽量早定工作岗位。否则，毕业即失业，不仅无法回报家庭的经济投入，更谈不上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
笔者对毕业生求职有这样一些建议：1.机不可失，早作决断。当前，很多毕业生还在左顾右盼、犹豫不定，有的学生手中有几个选择但迟迟不签约，总希望奇迹在明天出现。岂不知，用人高峰稍纵即逝，在毕业生供给充足、社会需求呈现买方市场的态势下，好的用人单位不可能在一个需求周期内两次或多次到同一个学校去，更不可能苦苦等待你迟来的回复。所以，建议目前有就业意向的同学尽快签约。当然，实在不理想的也不要强人所难。
2.全面撒网，重点捕鱼。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就业信息是最重要的。一方面，要尽快与学校就业部门联系，取得主渠道的帮助和支持；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地缘、血缘、学缘”关系，发动老乡、亲友、同学校友找信息。在有目标的情况下，要重点“捕鱼”，在没有目标的条件下，可以有选择地全面“撒网”，甚至“有枣没枣打一竿”。
3.高也成，低也就。大众化教育必然导致大众化就业，高校毕业生已不再是“象牙塔”里的“阳春白雪”，这种转变促使高校毕业生在享受大众化教育成果的同时也肩负着就业阵痛的压力。于是，不就业族、考研族、创业族、打工族、出国族纷纷出现，使得高校毕业生就业越来越多样化、多元化。因此，高校毕业生不仅要能承受“治国平天下”的重任，更要能够忍受“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痛苦，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中，理想的职业固然重要，但在没有更好选择的前提下，暂时屈就也是权宜之计。
4.先就业后择业再创业。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经济社会发展的事实越来越证明，一个人不可能终生从事一种职业。因此，具有高附加值人力资本的高校毕业生没有必要刻意追求一时的“完美”，完全可以先就业，然后在职业发展中选择从事的专业，进而在不断积累中成就自己的事业。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最好还是先落实个单位，然后再根据情况伺机而动。当然，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必须处理好与已签单位的关系，并能够承受违约引发的责任。
(摘自2006年3月24日《中国教育报》“破解就业难题之策：理性分析毕业生就业形势”一文，本报有删节)
“皇帝女儿也愁嫁”
本报记者 傅剑锋 向郢
女性毕业生问题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不只是本科生与专科生面对着身价下降和找工变难的压力，两三年前“皇帝女儿不愁嫁”的研究生，就业也变得尴尬起来，有的地方甚至“下嫁成风”。歧视女性毕业生行为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成都市武侯区教育局就碰上了这股“下嫁风”。据调查，四川大学理工科研究生就业情况依然良好，文科研究生就业情况就很不令人满意，很多人无法像往届毕业生那样留在成都，而是签到了一些地市级的学校。所以，当武侯区要招3名小学教师时，居然有10余名硕士生前来报名。
3名女研究生分别被招进川大附属小学和进龙江路小学。接受本报采访的张姓女研究生称，她至今都没敢告诉导师说她已经改签到小学了，尽管她喜欢教书。
但某历史系女研究生小容却想“下嫁”而不得。今年3月份，她报考广州二中的图书馆管理员，当时居然有30多名大学生参加考试。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戏了，因为到现在都音讯全无，而这样的经历她在短短数月内已有多次。
之前她并不悲观，作为广州本地生源，找一份不太坏的工作应该没有问题，而且她也准备去一些冷门单位工作，比如与历史专业相关的研究院、博物馆之类，“对此感兴趣的人很少，薪水也不高，竞争应该不激烈”。但出乎预想的是，她一次次被拒绝。去年12月她得知心仪的大元帅府博物馆招人，却“不要女生”。小容苦苦哀求，“至少收下简历吧”，但招聘人员称收下简历也不要女生。
截至4月1日，小容所在的历史专业30余人还无人找到工作，“大家见面都比较闷，不愿谈找工作的事。”“我们这么多研究生找不到工作，说明这不是我们的问题。”小容认为。
她所认为的直接原因是，2003年第一批扩招的26.89万名硕士生和2004年全国高校推出的“二年制”硕士均在今年毕业，硕士毕业生因此人数暴增，“用人单位就可以对女研究生挑三拣四”。她回忆3年前她本科毕业时，要进入大元帅府并不难，她的多数本科同学也如愿找到工作。“没想到3年后读了研究生，大元帅府反而进不去了。”她感叹。
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女研究生Selina的经历与小容相似。她不但专业成绩优秀，而且能讲一口流利的外语，但至今没有找到工作。她甚至有些自哀自怨：“有时我会很难过。”
3年前本科毕业时，“我们班找工作的同学都还找得不错”，多数进了公检法机关，还有一个进了国务院。那时Selina也想找工作，但因为学习特别优秀，老师们都劝她“像你这样的学生不考研，太浪费了”，于是她考了研。
但3年后，刺激她的事接二连三。厦门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招聘条件中要求应聘者熟悉法律、英语流利、懂闽南语，还要求是男性。她除了性别不合外，其他都合。但那家公司还是对她说：“我们公司现在不招女生，哪怕你再优秀。”她班上的50名研究生，到4月1日还只有3人签约：“我们都有点疲惫了，不少同学就天天疯狂看碟，麻醉自己。”
《中国妇女报》总编辑助理、女性问题专家冯媛认为，硕士毕业生增加后研究生的总体就业变得比以前困难，用人单位也更有用男生来替代女生的余地，但更重要的原因她认为是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对62个定点城市的调查表明，有67%的用人单位提出了性别限制，或明文规定女性在聘用期不得怀孕生育。在同等条件下，女生签约率低于男生8个百分点。
在一些用人单位看来，女研究生进入单位后会谈婚论嫁生孩子，人力成本太高，这也是他们宁招女本科生，也不招女研究生的心态。对此，冯媛提出应“权利救济”，宪法和法律规定了男女平等的原则，包括就业机会的平等。
而学法出身的女研究生Selina，却感到以“权利救济”向用人单位讨要就业公平，有点无从下手。如果还是找不到工作，她准备考博，“也不去想以后博士毕业后能不能找到工作”。（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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