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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次富人财富调查

来自: 作者: 匿名发布时间:2008-7-15 23:40:59

“我们的调查，每年都有两个10%，10%的人特别想进我们的排行榜，10%的特别不喜欢自己被排上”。从前年开始，大约每年11月，胡润及《福布斯》都是中国媒体关注的焦点。最简单的理由——胡和他的小组“制造”的中国大陆富人年度排行榜此时出台。有所不同的是，关注胡润的时机今年被提前了。

　　其间原因，国家信息中心高辉清博士在他的文章中描述说:“最近《福布斯》为了新一期排行榜而寻找候选人时，被盯上的企业家都非常恐慌，不是避而不见，就是列举各种理由来证明自己‘不够上财富榜的资格’。据说，一位富豪甚至因此而改变自己的处世原则，过去是‘不该露脸的机会，绝不出来’，现在则成了‘该露脸的机会也不敢出来’。”这一状况的起点事件是:刘晓庆税案，“（此后）上了《福布斯》国内富豪排行榜的人都成了当地税收部门重点检查对象”。

　　谨慎的胡润没有对流言给予充分肯定:“今年表示不喜欢被排上的，没有太显著的增加。”而一般那么不乐意被胡润“选中”的富人，“比较多通过电话或者传真表示他们的拒绝意见”。但胡润强调说，“我们不会因为谁喜欢与否而决定选择与放弃，一切靠数据说话。”他说今年最大的困难是“能否更准确”。

　　“准确性”确实是个问题，有相当资产的王董向记者表示，“比较而言，做企业的，属于‘挂在面上的’，确实要苦一些。我的朋友，大约60%～70%都是沉在水下的。他们总是生活在不同的城市。这些人如何调查呢？”更具体描述自己的朋友圈，王说，“他们是金融与国家批准的传销企业负责人”。有意思的是，对《福布斯》排行榜，王董与她的朋友这样议论入选的朋友或熟人，“谁谁谁真倒霉，今年被《福布斯》逮上了”。

　　即使是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程学斌处长也坦陈，“财产调查的准确性也是难题”。作为最重要的设计者与领导者之一，程学斌总结今年国家统计局进行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隐瞒收入与财富高低呈高度正相关，也即收入越高的，漏报的越多”。从统计角度来量化这种漏报的概率，程学斌说:“估计收入最高的20%那一群体，只有五六成的准确。”

　　今年5～7月，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总队在河北、天津、山东、江苏、广东、四川、甘肃、辽宁等8个省（直辖市）进行了首次城市居民财产调查，与过去不同，“（以前）所有的调查都是流量，而这次调查的是居民财产的存量。”程学斌解释说。记者9月19日收到了刚刚完成的此次调查的全部六份报告，稍后又得到了大、中、小城市按家庭总资产排序最高10%群体的数据资料，“从这些数据（总资产最高的10%）里，可以发现中国富裕阶层的现实”。值得注意的事实在于，由于是首次全国性调查，这一组数据对认识中国富裕阶层的真实状况显得尤其重要。

　　显然，精确性的追求耗去城调总队操作者们相当心血，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三个多小时里，程学斌70%的时间在解释他们为精确性所作的努力，这些按国际通用的评估修正原则得出的数据，“与实际的调查数据有两三成的差别”。他们所使用的方式，最简单概括，“评估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总数与调查获得的数据”。

　　比较国家统计局的大样本调查与《福布斯》排列榜，城调总队曹子玮博士说:“两者不同在于，《福布斯》是个案性质的，而我们的调查可以揭示一个阶层的状况。”

　　中国富人:个案与阶层

　　在东京的一家五星级宾馆里，王石吃到了专门为他准备的早餐:稀饭和豆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面对美国《时代》周刊的记者，这位中国房地产大亨说:“5年前，在国外没有人会这样对待中国人，我觉得世界现在开始把中国人当回事儿了。”

　　比较而言，今年境外媒体也开始热衷观察报道中国富裕阶层，“看（中国）富人游戏”现在甚至成为一个跨国界“项目”。记者因报道《谁是有钱人——中国官方首次十省市富人调查》，而不断接受境外媒体咨询，“能不能那怕是介绍一个或者两个富翁，可以接受我们的采访？”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的邓红（译音）——一位在美国夏威夷与硅谷都有房产，现在又回四川办企业的中国人说，“许多美国人不相信中国有富翁，他们还以为中国人在拉黄包车呢。”——而美国记者早已经不这么考虑问题了。

　　希望把富人当作一个阶层来严肃观察，至少引进国家的统计序列，12年前，程学斌就开始尝试。不过，开始时候，推动这一进程的基本动因仅是“为了统计的科学性”。全国性入户调查是国家统计局一直在做的一项工作，但这样的调查很难了解高收入群体情况，“高收入者谁乐意每月记账，来配合你的调查呢？”这是国家统计“准确性”的难题，程学斌的方案是，“进行一次性调查来修正或者评估经常性调查的资料”。一般国际上也是3～5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得到修正系数或修正比例。程学斌坚持不断要求，终于在2000年促成了国家统计局首次十省市高收入群体调查，接下来，全国城市居民财产的首次调查立项便不再困难。即使从印象而言，两次接受记者采访的程学斌，这次更兴奋更乐意与记者沟通的不是“首次”而是“准确性”。更重要，同时也容易被忽视的事实在于，国家统计局从1990年开始，3年左右一次持续不断的城市居民金融资产现状及投资意向调查，积累了相对完整的数据资料，如果结合这一序列的调查及十省市高收入群体、城市居民财产调查，“首次调查只能给出描述性的数据的局面将会改变”，这意味着我们可以从纵向流变来观察中国富裕阶层。曹子玮解释国家统计局调查的价值时称:“我们的调查可以给出阶层的面貌，而不仅仅是个案。”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李强说:“谁也不可能有国家统计局的全国性网络，这就是权威的来源。”

　　曹子玮坦陈:“用数据来描述阶层，远不如个案来得有戏剧性。”此次全部的62页调查报告与专门提供给本刊的大、中、小城市家庭总资产分组排序近9000个数字中，“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曹子玮说，“可以用三组数据界定并描述富裕阶层。”

　　第一，从职业层面分析，股份企业与私营企业负责人是富裕阶层最强势的成员

　　此次城市居民财产调查按其数值大小给出的职业排序前10位分别是：

　　股份企业负责人（家庭财产与平均水平比6.92）;私营企业负责人（6.84）;证券业务人员（2.86）;文艺个体户（2.64）;IT从业人员（2.50）;个体经营者（2.25）;银行业务人员（1.86）;社会中介人员（1.62）;教授（1.57）;事业单位负责人（1.53）。

　　在国家统计局的办公室里，程学斌从他的电脑里调出2000年全国高收入群体调查数据，这其中也有按平均月收入的职业排序。比较下来，在家庭财产排前10位的，在两年前收入排序前10位中，两相重合的有5个职业，分别是:私营企业经营者（高收入排序第1位）、社会中介人员（3）、股份企业负责人（5）、IT从业人员（7）、个体经营业（8）。

　　程学斌提请记者注意的是两个职业:股份企业负责人与私营企业负责人。

　　在城市居民财产调查计算方式上，此次调查引进了一个与平均水平比较的数据。即使排序前10位的职业，其与平均水平比较得出的数值也是一条陡峭的曲线，股份企业与私营企业负责人其家庭财产的总额分别是平均水平的6.92与6.84倍，而排在第三位的证券从业人员却只有2.86倍，它们之间有极明显的落差。

　　有意思的是，在国家统计局坚持十多年的城市居民金融资产现状及投资意向调查里，关于职业的划分并不具体，但即使从1996年调查中“所有制特征分布”里，也列明“其他所有制居民家庭户均资产最高”。而与“其他所有制”相对应的是“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显然，“其他所有制”所包含的应是股份制与私营企业。1999年的城市居民金融资产调查同样是“其他所有制”家庭资产最高，这年新增了一项“个体经营者”，排第二位。至少在6年时间的数据资料里，占据富裕阶层的成员是相对一致的。

　　第二，从有无经营资产角度观察，有经营资产者总财产远大于无经营资产者，经营资产构成富裕阶层最显著的外部特征。

　　此次调查中，即使是全国平均水平，有经营活动的家庭其财产也达到64.87万元，而无经营活动的家庭财产只有17.67万元，两者相差达3.7倍。曹子玮接受记者采访时对这数万组数据最直接的印象是:“有经营活动的家庭，财产很厉害。”

　　比较记者从国家统计局拿到的多组数据，对经营资产的注意，开始于2000年的全国十省市高收入群体调查。那次调查表明，有经营活动的高收入家庭占全部高收入家庭的37.4%。

　　第三，富裕阶层拥有的金融资产占全部金融资产的比例逐年攀高。

　　1996年，拥有金融资产数量最多的20%家庭，拥有居民全部金融资产的48%;1999年，这一比值是55%;2002年，这一比值上升到66%。

　　寻找财富背后的真相

　　坐在记者对面，曹子玮聊起自己的学术志向，他缓缓地说:“希望能将中国各阶层状况做相对深入的研究。”目前刚刚完成农民工社会网络调查的曹，下一个研究方向，可以选择的课题之一是富裕阶层。

　　比起一年多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谈起自己对中国人富裕轨迹发现的兴奋，现在掌握了更多数据的曹子玮反而显得更犹豫与郑重其事。在总结国家统计局首次高收入群体调查时，曹子玮概括了后来被广泛报道的中国人的富裕轨迹，“市场化的结果”。曹描述这一轨迹分成四阶段，第一阶段，市场化最早期，是流通领域的市场化，也即个体户时代;第二阶段，生产资料领域市场化，开始于80年代后期，当时的“双轨制”政策是促成这一领域市场化最重要动因;第三阶段，金融领域市场化，也即金融债券、上市公司大量出现;第四阶段，知识与技术市场化。很难说这一概括不够准确，但曹子玮在与记者交流时，自问道:“这四个阶段，同时期的中国人都经历过，为什么有的人富了，而有的人却没有呢？富裕阶层财富能够积累，最重要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在记者搜集的国家统计局众多统计数据里，与家庭资产的??市居民储蓄的第一位目的，也是一直未变的:1996年，储蓄排第一位的目的是子女教育（42%）;1999年，第一位目的仍是子女教育（39.6%）;2002年，第一位还是子女教育（36.5%）。

　　从过去的资料看，居民储蓄第一位的目的虽然一直是子女教育，但仍然只被简单地对待，并未给予足够充分的分析。2000年的全国首次高收入群体调查，在问卷中加上的受教育程度与收入关系内容，结果表明: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的人平均收入最高。同样，今年城市居民家庭财产差异的数据也证明了硕士及以上学历的财产最高。学历高低与收入及家庭财产的高度正相关，显然，从统计的设计上，教育被视为带来高回报的重要投资项目。

　　世界银行对各国高等教育分析报告，最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教育收益率计算。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也曾计算过中国的教育收益率，他得出的结论是:“用Mincer方程计算，中国城镇就业者的教育收益率为3.96%，即每多受一年教育，将来收入可以提高3.96%。如果加上省份因素，教育收益率略有上升，为4.88%。”如果将中国教育收益率与美国水平相比（12%）相比，中国的教育收益率非常之低，因此，李强向记者分析说，“研究教育收益率，更重要目的在于研究公平问题，而教育正是区别先赋因素（ascribed factors）与自致因素（achieved factors）最重要的指标。”很显然，受教育程度是收入高低与财产多少最重要的原因，但它是不是最重要的财富积累因素？李强分析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教育作为一种自致因素，正在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我们现在仍然没有摆脱先赋因素的作用。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它起着主导作用。”

　　惯常的经济分析，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的张其仔博士说，“主要的指标是物质、金融与人力三项资本”。但这位本科与硕士都学的是经济，博士学的是社会学的专业人士，向记者描述说，“对于中国，不知情的外国人可能更能看到实质。”为“实质”提供证明的是，张说，“一个外国学者到中国逛了一圈，回国宣称发现了到中国发财的秘密:你在中国有没有朋友？没有;你有没有朋友的朋友？没有;你有没有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他们并不用物质、金融与人力资本来分析你。”

　　众多的外国观察者、研究者从中国带回了他们最深刻的印象:关系。“在描述中国相关结构时，他们直接用汉语拼音Guanxi（关系）。”张其仔介绍说，“后来社会学的发展，终于找到了概括这一现象的工具与方式，即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这也仅二十来年的时间。”

　　如果曹子玮进入对中国富裕阶层的研究，会采用的分析工具也是“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社会资本，他给出的定义是:可以看作是能够调动的社会资源。

　　在中国人富裕轨迹的那四个阶段里，曹分析说:“价格双轨制，使一直隐性存在的社会资本开始显性化。”有意思的是，在论及价格双轨制时，政治学者毛寿龙描述说:“现在仍然存在，比如机票的‘双轨制’，政府管制不让打折，而市场却不断有打折机票。”分析这种“倒了过来”的“双轨制”因素时，毛说“当然也可以在经济规律背后看到社会资本的作用”。

　　社会资本及其投资

　　一位在外企做高管的洋博士，回忆境外媒体对中国富人的报道印象，给出的结论是:“现在（他们）多数还停留在看‘东洋镜’阶段，比较多的是奇观描述。”惟一让洋博士觉得“还有点感觉”的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后来他将这份报道传给了记者。

　　这篇报道的结论（标题）是《在中国致富比美国容易得多》。作为例证的个案是对一个叫邓红（译音）的富翁的描述:“今年他41岁，已经拥有35辆车，包括一辆法拉利、一辆兰布坚尼、一辆雪佛来，若干奔驰600，少许美国吉普车及一辆大林肯。”与其他报道不同的是，记者注意到了邓的身份，与因此而形成的网络和他生意的关系，报道说，“他的（一家公司）执行经理就是退休的副市长”。

　　令人疑惑之处在于，社会资本在一般人头脑中所对应的可能是道德判断体系。一位承认“没有关系，绝对拿不到项目”的房地产开发商，甚至也极端地界定，“严格地说，都是腐败”。不过，即使这位极端者也承认，就社会资本的本质来看，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其生存的空间”。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资本与腐败的界线在那里？比较而言，“我们应当用相对理性或者中性的态度来看待社会资本的作用”，张其仔说，“世界银行研究他们的资金在亚洲的运作情况，发现了非常有作用，却一直被忽视的是社会资本。”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东亚奇迹》首次阐述了社会资本的思想，稍后1997年世界银行在《拓展财富衡量》的专题报告里，专辟一个章节论述社会资本的衡量与意义。张说，“社会资本现在已成为国际机构的流行概念之一”。

　　无论是资产拥有者，还是相关研究者，在与记者讨论社会资本时，都将弥漫于中国甚至东亚地区的“人情传统”当作其产生的社会基础，正是因此传统，而使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对目前中国社会资源的配置起到足够重大的作用。不过，张其仔并不完全同意这种看法，这位曾出专著《社会资本论》，而被认为将社会资本概念引进中国最重要的人物，向记者分析说:“社会资本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与市场化程度的高低相关。”他的证据是，在资本主义早期，同样是社会资本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那个时代的大富翁，同样是王公大臣或他们的朋友”。

　　从微观层面观察，毛寿龙将“2000万”当作富或者更富的一道槛。就一间企业而言，当其销售额达到2000万左右时，毛描述说:“这时员工要增加不少，同时要从传统的以亲情为建构基础的管理，转轨到建立正式会计制度、等级分明的科层体系，而这需要支付相当的成本，仅仅是2000万左右的销售额，很难承担这样的成本。”在这样一个当口，毛的结论是，“多数企业发展相对缓慢”。

　　通过数据做实证研究的张其仔，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同时发现有趣味的现象:“短期的社会资本投资，有利于企业规模扩大。”这是张在一篇英文论文中归纳出来的结论，他向记者解释说:“企业做到一定规模，原有的社会资本已不适应其规模扩张的需要，必须对其进行投资。”多数研究者会用物质、金融与人力资本来分析企业，但张说他自己所体察到的现实是，“规模扩张期，他们（企业主）更注重社会资本投入”。

　　张的研究方式，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社会资本测量方式，也即统计当事人参加各种组织的数量与对公益活动的投资，“投资公益活动是最直接最简单的与政府与公众发生关系的社会资本投资方式”。显然，真实的社会资本投资方式，“要复杂的多”。张说目前确实没有实证的个案研究，“要说有，那套《胡雪岩》倒是最完整的个案研究报告”。有意思的是，接受记者采访的有资产者甚至表示，“《胡雪岩》重新启蒙了中国一代商人”。

　　一直做私营企业研究的社科院研究员张厚义，从1993年以来，每年做一次抽样调查，但他对被调查者的资产与收入数据始终持存疑的态度。这些数字对这些经营者而言，即使如此谨慎，也未必是最重要的，张总结自己近十年的观察，“他们（私营企业主）最看重的是朋友关系，在朋友里排第一位的是政府官员，其次是银行职员”。“这些关系甚至比商业机密还重要”。正是社会资本投资的这种隐密性，使得对其测量变得难以实现，李强说:“（社会资本）难以量化分析，最方便的可能是做个案研究。”

　　社会资本的投资，对严格的学术调查而言，可能是一个难以进入的系统，但观察现实的社会状况可能未必这么困难。10年前，在记者当时所在的省会城市，程先生即拥有了一辆加长的林肯轿车，随后又购置了一辆豪华凯迪拉克。后来程向记者解释说:“我自己坐这两辆车的时间不到20%”，多数时间这两辆车是借给他的省市官员朋友。10年后，程自嘲自己的“林肯时代”属于（社会资本）“实物投资”阶段。有意思的是，张其仔在海南考察时，发现同样的“林肯故事”，而他的这位被调查对象甚至自己“基本不坐这辆车”。

　　一位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毕业的企业主向记者分析社会资本的投资方式，“其实公益活动并没有被中国人广泛采用”。他归纳这十多年能够被观察到的方式，主要的是“实物投资”与“会证投资”。在这位企业主看来，“林肯”只是象征，更普遍实物投资包括:自己的车别人使用，同时提供各种报销方便等。而“会证投资”则有高级俱乐部、高尔夫球会的“会员证”，这其中还有比如高门槛的EMBA总裁班。有意思的是，一位有多张“会员证”的企业主，对记者描述的投资方式不太以为然，“这都是太常规的东西了”，在她看来，仅凭这些，能够“拿到硬碰硬”的东西，很难。

　　张厚义观察到的现实是，“（私营企业）社会资本的投资额越来越高，成本越来越大”。

　　正在调整之中的结构关系

　　那位外企高管洋博士对记者的报道不是没有质疑，“如何定义中国富人？像我这样有外国护照的中国人算不算？”比较而言，这一疑问并非全然无中生有，这位洋博士向记者数了数朋友圈中谁持有哪国护照，谁拿了绿卡……而他们可能都可以归纳到富裕阶层。

　　曹子玮解释国家统计局的入户调查是以地域为界定的，所以“比如那些在北京做生意的广东人从理论上讲，也可能进入我们的样本框”。但是，在北京持外国护照的中国人，或者港台地区的生意人呢？“可能就不是我们样本框里的调查对象了”。

　　虽然《福布斯》中国富人排行榜的制造者胡润称，“今年要求不上榜的富人没有显著的增加”，但记者采访过程中，相关对象的不安全感却是明显的。更近距离地观察富裕阶层，一位别墅的销售总监说到她们那里买房子的，“没有不带风水先生的”。她们的别墅售价600万至1000万元，在自己行业甚至能够改变行业格局的这些人，“也有脆弱一面”。

　　清华大学的李强首先注意到的是巨富阶层的不稳定性，“他们往往存在‘外移’倾向，宁愿在国外弄个护照，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去。按道理说，他们应该是体制的最大支持者，但事实上却不是如此。”纵观今年的??但显然的事实之一是，巨富阶层的不安全感，开始向次一级富人传递。这种不安全感的原因，当然也有不同解释，李强承认，社会资本与腐败的界线不明，“是重要的原因”。

　　吴敬琏先生在他的那本《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里描述这个时代:我们还经历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问题莫过于原来的权利结构会不会变成权力与经济寡头势力的融合。在这样一个关头，一个国家未来结构的框架就由此而生。有价值的是，吴敬琏给出一个判断国家未来结构框架的三角关系模型:权力集团、经济精英集团与下层集团。有研究者根据这三角关系来分析一年来中国变化格局，多少能从中发现已经开始的国家对集团关系的调整。

　　今年4月，国务院颁布决定，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扩大到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这意味着农村税费改革事实上已经超越局部试点的范围，开始演变为全国性的改革探索。政治学家徐勇解释这一政策，“显然是新一轮的国家向农民‘让利’”。值得注意的背景在于，农村税费改革原计划2000年在安徽进行，2001年推向全国，但是去年4月国务院却紧急发文决定暂缓，一年过后，农村税费改革重又开始。

　　今年9月，规格极高的全国再就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劳动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向媒体给出的数据是:“目前我们的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是733万，下岗职工目前大约有500万人，与国际上的统计相比，我们没有包括现在农村1.5亿富余劳动力。”这次会议明确把净增就业岗位作为对各级政府官员进行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张小建说:“如果老百姓的就业不解决好，这个市长恐怕就不好当了。”

　　农民与下岗职工构成的庞大的下层集团，今年显然是政府极为重视的群体，在这种背景里来看刘晓庆税案所彰显的对富人收税，自然不再是单纯事件。即使对这种“结构关系的调整”，徐勇仍强调“不可以用情绪化的态度”来观察，其间各个系统的平衡仍须足够的把握，任何过度行为，都会带来社会极大的震荡。即使如税案，如果过度，前面所述资产“外移”便会迅速发生。

　　有意思的是，长期观察研究社会资本的张其仔，分析目前富裕阶层社会资本投资越来越大，“这说明社会资本的效益越来越低”。在这时期，他们当然想扩大投资的效益，但从理性人的角度思考，“摆脱对社会资本的过度依赖，通过正常渠道解决问题，至少成本更低”。这当然是一种有价值的选择方向，但前提是需要更大的结构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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