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7日，一份谈话记录出现在华为公司的电子公告栏上。这份2200字的谈话记录更像是一封公开信，一封给港湾网络员工的公开信。

　　任正非谈话语录：

　　首先这次我是受董事长（孙亚芳）委托而来的，是真诚欢迎你们回来的……

　　你们走的时候，我们快崩溃了，那时好像只要是在华为待着的人，都被认为是很奇怪的，好像没离开华为的人，反而是不正常的。

　　我代表EMT（董事会及公司管理层）团队，会真诚地处理这个问题的，不要担心会算计你们，而是会合理地给你们安排职位的，不光是几个，而是全部。

　　不一定会说你们输了，我们赢了，应该说我们是双方都赢了。
 
　　“我代表华为与你们是第二次握手了，首先这次我是受董事长（孙亚芳）委托而来的，是真诚欢迎你们回来的……”公开信的作者是任正非，很少在媒体面前露面的华为总裁。

　　这是华为正式对外宣布并购港湾网络的第二天。当外界还在揣摩华为收购港湾的真实意图时，任正非以这种方式解释着他的看法。

　　这是一场被部分市场人士称作“江湖恩仇录”的并购。故事的主角是任正非和李一男，后者是港湾网络的总裁，一个曾被任正非最器重的爱将，后来也是任正非在商场上最顽强的对手。

　　五年后的回归

　　高手的较量，终有结局。

　　5月10日，任正非与李一男既没有选择北京，也没有选择深圳，而是选择了在华为3COM的总部杭州见面。正是这次见面最终促成了华为和港湾的合作备忘录。

　　李一男和副总裁黄耀旭、彭松在这次会面中得到了任正非最郑重的承诺：“非常欢迎你们加盟……我来见你们就是让你们放心……我是获董事长及整个管理团队授权而来的，我们没有什么弯弯绕，我们也不纠缠历史。”

　　“我代表EMT（董事会及公司管理层）团队，会真诚地处理这个问题的，不要担心会算计你们，而是会合理地给你们安排职位的，不光是几个，而是全部。”在谈话记录中，任正非说。这是5年后，任正非少有地面对自己曾经最欣赏的手下。

　　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的李一男曾在华为创造了一项至今无人能突破的提升纪录：2天升任工程师,2个星期升为高级工程师,半年后任中央数据部副总经理，2年后成为中央研究部总裁以及华为总工程师，4年后，27岁的他成为华为最年轻的副总裁。2000年底，李一男创办了港湾网络，成为华为在企业级数据通信市场的主要对手之一。

　　黄耀旭，在华为任职10年，曾任华为主管研发的副总裁，从华为带走了包括南方研究所所长在内的30多名研发人员创办了深圳市钧天科技有限公司。2004年初，钧天科技被港湾收购，黄耀旭成为港湾副总裁。

　　彭松，曾是华为市场主管副总裁，掌握着大量电信大客户资源，跟随李一男一起从华为出走，成为港湾网络的创始元老之一，担任港湾网络高级副总裁。

　　实际上，港湾中的原华为人士远不止这些，从公司高层到基层研发人员，很大一部分都是当年跟李一男从华为出走的，只不过由于受到港湾2004、2005年的波折动荡以及西门子并购事件的影响，已经有大批员工从港湾离职，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华为的“挖角”下回到了华为。

　　在最终将港湾网络并购后，擅长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任正非试图用文字缓解华为旧将的顾虑。“分分合合也是历史的规律，如果把这个规律变成沉重的包袱，是不能做成大事的。患难夫妻也会有生生死死、恩恩怨怨，岂能白头呢？只要大家是真诚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解决……从现在开始，前半年可能舆论界对你们会有不利的地方，但半年后，一定是十分正面地评价你们的行动。”

　　在安抚港湾员工的同时，华为内部也在稳住员工的情绪。

　　“战争只是手段，战争的目标是为了争取和平。因此我们在‘和平解决’的基本条件成熟的时候就应该有战略眼光和决断……我们上下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应该以宽阔的胸怀迎接这个和平时刻。”华为董事长孙亚芳在6月5日的吹风会上说。孙亚芳甚至将这场并购和当年北京和平解放意义相提并论。

　　都是西方基金惹的祸

　　从曾经隆重欢迎李一男内部创业到后来市场上的“刀刀见血”，再到如今的“第二次握手”，华为与港湾关系的曲折与轮回已经不能用一般的商业规律作为解释。

　　2000年，时任华为副总裁的李一男选择从华为内部创业的时候，华为正处在困难阶段，任正非当年发表了著名的《华为的冬天》。李一男在“内部创业个人申明”中这样表示，“华为在数据通讯领域是一个相对薄弱点，同时也是一个潜在的机会”，李一男的初衷是代理华为的路由器及数据通讯产品，建立华为数据通讯产品的培训基地，同时集成一些与华为产品没有冲突的其他产品。因此他的创业是唯一在华为内部开了欢送会的，并且得到了任正非的鼓励，“你们开始创业时，只要不伤害华为，我们是支持和理解的。”

　　但随后，华为内部跟随李一男展开创业高潮，不少技术骨干和高层都纷纷出去创业。“你们走的时候，我们快崩溃了，那时好像只要是在华为待着的人，都被认为是很奇怪的，好像没离开华为的人，反而是不正常的。”在会谈记录中，任正非回忆说。

　　最终事情的发展还是超越了两个人的考虑，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思科官司的影响下，华为再次发力数据通信市场，而2003年的港湾已经成为年销售收入达10亿元的公司，华为与港湾的冲突终于爆发。

　　回忆起当初的竞争，任正非把责任归咎为西方风险投资。“始作俑者是西方的基金，这些基金在美国的IT泡沫破灭中惨败后，转向中国，以挖空华为、窃取华为积累的无形财富，来摆脱他们的困境。”“华为那时弥漫着一片歪风邪气，都高喊资本的早期是肮脏的口号，成群结队地在风险投机的推动下，合手偷走公司的技术机密与商业机密，像很光荣的一样，真是风起云涌，使华为摇摇欲坠。”任正非说。

　　此后在任正非的带领下，华为内部成立了“打港办”，对于华为的市场人员来说，只要是有港湾参与的竞标，无论多低的价格都一定要成功，否则就自动走人，双方竞争的惨烈程度已经完全公开化。

　　“这两年我们对你们的竞争力度是大了一些，对你们打击重了一些，这几年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我们自己活下去，不竞争也无路可走，这就对不起你们了，为此表达歉意，希望你们谅解。”5月10日，任正非对李一男这样解释对港湾的打击。

　　港湾网络虽然陆续获得了包括华平投资等多个风险投资的多轮注资，但2004年，港湾的上市计划最终因为匿名邮件泄露引发了“虚造业绩”、“资金链断裂”的诸多流言，从而导致了港湾第一次严重的离职高潮，上市计划最终流产。

　　随后的2005年，由于华为以知识产权诉讼施压，致使港湾网络和西门子之间的主要资产转让也在签订协议后泡汤。2006年的5月，在毫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华为最终将港湾收回囊中。

　　事实上，任正非也正视了港湾带给华为的改变。“这5年来说，没有你们离开公司，我们还发现不了公司这么多严重的问题。感谢你们的存在，华三（华为3COM）成长之快与此有很大关系。”

　　故事暂告一段落的结局是，港湾回到了华为的怀抱，虽然是以收购的方式。“不一定会说你们输了，我们赢了，应该说我们是双方都赢了。”在5月10日的会谈中，任正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