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时任四通董事长的万润南在谈到北京的营商环境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北京的市场经济是移植过来的，它没有土壤和根基，是先结果，后长根，再完善其枝杆，这有点象树上掉下的葫芦，头重脚轻。它和广东不一样，广东的市场经济是天生的、地里长出来的，只要气候适宜它就自然地生长，不需要启蒙，只需要升华和完善。

万润南在说这话的时候，北京已出现了一批有着特殊背景的富翁们。他们大多是1985年推行价格双轨制以后的“下海”者，与权力圈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的原本就是政府官员。由于他们能够凭借权力资本，瓜分价格双轨制的巨大差价，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人们把这类商人称为“官商”或“红顶商人”。据统计，仅1988年，由价格双轨制所产生的差价就达1000亿元之巨，其中70%流入这些人的囊中。

    随后几年的“股票热”和“房地产热”在为北京催生出一批规模更大、权力与财富的结合方式更为巧妙的红顶商人之时，也让红顶商人作为北京商人的代名词牢牢地留在人们的印象中。

    其实，红顶商人哪里都有，但北京不同。由于接近权力中枢，因此无论从背景的显赫、拥有财富的规模，还是从致富的速度方面来看，北京的红顶商人都足以让其它地方的同类富翁们羡慕不已、可望不可及。

    采访京城红顶商人的努力是徒劳的，这是一个灰色的地带。他们的第一桶金、发迹过程甚至在海外媒体上也少见描述。

    如果没有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那场由互联网革命引发的创业大潮，红顶商人仍将是京城商界一道最为独特的风景。但在那几年，一个新的富翁群体出现了。他们大都受过很好的教育，能够充分利用北京在信息、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凭借着对信息经济时代高新技术领先一步的了解，将其中蕴育的巨大商机转化为财富。他们与红顶商人截然不同：无钱、无权、无势，但凭着年轻、知识和激情，便掘取了新经济浪潮中的第一桶金。

    最近几年，许多大大小小的外地商人在本地干出点名堂后都憋足了劲地往北京跑。在这里，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商机勃勃的大市场，很多产业仍然处于暴利时代。

    这也许就是京城商界的独特之处吧：一方面是屡遭人诟的红顶商人仍然称霸一方。另一方面，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的领军人物和雄心勃勃的外地淘金者在这里呼风唤雨、指点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