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珠三角企业转移：两难的困惑
  
  　　对于“中国制造”而言，以往似乎可以无限量供应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看起来正在接近极限。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给出口导向型的制造商带来了困难
  
  　　已是下班时分，但厂区里走出的工人并不很多，散散落落地不成群。一段时间来的暴雨，将各家厂区门口招聘员工的红纸告示竖着撕开了一大截。
  
  　　东莞——这座有着“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南部制造业中心城市，似乎也洗去了它以往一贯喧嚣的铅尘。
  
  　　高峰时期曾雇用着近万名员工的多处厂区，此刻却静悄悄的、空荡荡的没有人气，只留下几名保管人员或是保安，懒散散地闲坐在警卫室里，口吐着一圈又一圈的烟圈。
  
  　　“企业少了，厂房空了，租金降了，经济总量少了，增速也放缓了。”近年来，东莞市的外资企业确实像刮台风一样搬走，其中厚街镇上，一年半的工夫就走了74家外资企业。东莞的地方官员坦承，一度为当地GDP超额贡献的外资企业的不断外迁，令政府最近比较头疼。
  
  　　低劳力成本不再
  
  　　对于“中国制造”而言，以往似乎可以无限量供应的低成本劳动力资源，看起来正在接近极限。劳动力市场的激烈竞争，给出口导向型的制造商带来了困难。
  
  　　据香港工业总会的调查，在珠三角有经营活动的7万多家企业中，有10%的港资企业今年将可能倒闭，37.3%的港资企业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线搬离珠三角，有超过63%的企业计划迁出广东。
  
  　　上海美国商会关于中国制造业竞争力的一份调查报告也显示：54%的受访对象认为，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竞争优势正在迅速流失，一半以上的调查者认为，印度、泰国、越南正在挑战着中国的原有优势，至少有近五分之一的公司已经决定将其在中国运营的业务（或者部分业务）转移到亚洲其他成本更低的国家去，类似越南及印度等低成本国家设厂。
  
  　　而此份调查报告的负责人，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副总裁何德高（Ron Haddock）也同样声称，全球化的确在各处进行，中国也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低成本）。
  
  　　在回复记者的邮件中，何德高表示，决定要迁移到东南亚国家的在华美国企业，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公司，劳动力构成了他们竞争的主要成本。
  
  　　“劳动力成本很显著地被视为首要考虑的因素。”何德高称，“很显然，中国作为劳动力洼地的时代已经不再。这些公司认为除了劳动力成本领先中国外，东南亚国家现行的税收优惠、竞争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等有五个方面都要比中国更诱惑人。”
  
  　　这些企业的新增成本大约都达到50%左右，人力成本的上升就是直接原因。上述调查还显示，他们的管理层的工薪支出现在每年增加了9.1%，白领支出增加了10.3%，蓝领工人的劳动力涨了7.6%，原材料也上涨了7.1%.综合而言，受访的公司表示，劳动力价格的变化增加了公司成本支出的5%，其他材料成本又多拿去了3%.
  
  　　广东省统计局在今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出，自实施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以来，广东的最低工资标准再次上调，再加上其他因素，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估计会增加20%~30%，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很难通过技术提升来消化成本上升压力，预期会产生较大的亏损，考虑结束在珠三角的业务，将工厂迁往内陆或东南亚各国。
  
  　　撤往东南亚、印度？
  
  　　当中国市场成本发生变动并进而侵蚀到外企的利润时，选择撤离就成为外资最原始的商业冲动。有数据显示，仅2008年1月，就有60多家台资企业从东莞撤离。
  
  　　广东省外经贸厅的调查数据显示，珠三角的外迁企业90%以上是港台企业，涉及的产品销售额为12.14亿元，约1.3万名员工。显然，从量上来看，港台企业是构成此番迁移的最主要阵容，也引起了官方的高度注意。
  
  　　“我们知道这将会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当所有的不利因素集中爆发出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去思索，我们到底得怎么办了。”香港纺织业联合会林宣武说。
  
  　　对于多数有实力的企业来说，答案就在中国之外，东南亚国家低度开发但成长迅速的经济。据一位已经在越南西宁开办工厂的人士称，在中国要花1000元去请一个技术还不怎么样的工人，在越南只用500块钱就能搞定。
  
  　　在中国各项成本出现显著劣势的时候，印度或者越南乃至其他东南亚国家新增了不少公司群。很显然，新增的项目往往都是有关从一些较高成本国家转移过来的某一新业务、新工厂或新办事处的记录，这似乎又刚好可以反映出公司转移项目在价值链上的稳步上升。
  
  　　一家正在印度建立人力资源基础的软件公司经理向记者透露，之所以越来越多的IT公司也将外包业务发到印度去，除了印度领先中国的软件优势以外，更因为这里的人力资源基础相当廉价，“至少目前还是这样，非常适合挤压型成本管理的公司。”
  
  　　迁移并非万能
  
  　　“不管迁移到内地还是东南亚国家，都还会有很多新的风险要面对，但是怎么也都得先考虑企业的生存。”来东莞已经20多年的恒隆制衣总经理许晓萍坦言。
  
  　　虽然从恒隆制衣目前的情况看，产能开得十足，反而还因为其他企业的倒闭赢来了更多的市场。用许晓萍自己的话说，由于少了不少竞争，今年对于有实力的企业还算是好的一年，但是其并不是没有考虑过迁移。
  
  　　不过，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敏锐计算显示，即便人力成本节约也不一定划算。许晓萍假设搬到斯里兰卡建厂，每天支付当地工人10块港元可以创造出10块的产值，是1比1的概念，但是他在中国支付500块钱就可以让工人创造出1500块的价值来。
  
  　　“而且热带地区的员工素质跟中国工人的素质从眼前来看还是有一定差距，何况中国经过20多年发展起来的产业配套也不是低成本国家能马上做到的。”许晓萍表示，但是对于订单主要来自海外的规模企业来说可能又得另当别论。
  
  　　恒隆制衣现在主要供应国内市场（95%），这让他稍感安慰。这意味着，他并不需要太用力地去考虑另一个关键的成本压力——人民币不断升值，自汇改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幅已经达到15%.许晓萍告诉记者，搬迁到东南亚国家的企业通常还有两个驱动因素，一是东南亚国家较少受配额的限制，其次是币值升值变动不如中国厉害。
  
  　　虽然日本BRICS经济研究院抛出了“新新兴市场的”VISTA五国论（越南、印尼等国），预测其将成为带动世界经济起飞的新火车头，但越南、印尼等国面临基础建设不足、经常性收支短差等诸多问题困扰着打算搬迁的人们。
  
  　　按照有搬迁意向的商家分析，到东欧国家建厂尽管成本低但是有些远，但马来西亚和印尼比较排外，越南虽然劳动力成本低但配套不行，泰国近来虽然政局稳定但成本还不低。
  
  　　即便如此，第一运动品牌阿迪达斯还是要求自己的供应商不仅要考虑在内地建厂，也要重点考虑一下东南亚国家。当年因为成本压力将生产线从广州迁到清远的万邦鞋业（主要为阿迪达斯等大品牌贴牌生产运动鞋，产品全部出口）除了考虑在湖南和广西设立工厂外，也在印度重新开出了一条生产线。
  
  　　不过，万邦在印度的工厂花费几乎是中国的三倍。据了解，当地政府要求其工厂建筑必须是严格按照英国的建筑用材要求进行建设，而当地又时常断水断电，万邦不得不启用昂贵的自备发动系统。
  
  　　“但阿迪达斯公司要求我们尽快移到印度去，实际上印度生产线的产能只有中国的65%.”万邦鞋业的一位经理担心，如果在印度投入太快，很可能自己将要赔进去了。
  
  　　眼下正被越南金融危机困扰着的鞋类和服装制造商Wolverine World Wide公司驻广东办事处的市场经理Angel表示，东南亚国家产业链不完善的问题其实也不算太大，这些软环境都是人为可以再造的，不管搬迁不搬迁都是适应市场规律在做。
  
  　　“但是越南很容易发生罢工，去年WWW越南工厂罢工就对公司的影响非常坏。”Angel说，随着东南亚国家现在外资投入的增加，产量逐渐增大，冒险也是大的，“难保欧盟什么时候也给你出个什么政策，中国大陆现在只是复制了早年台湾的情况，其他国家难保以后也会发生这种成本压力转移的现象。”
  
  　　产业转移到国外，不仅花费时间还要搭进更多的资金。将近得用上10年才发展完备的后勤网络与配套产业也将会意味着一番更为艰苦的重建。“我们在东莞地区有着100多家供应商，如果真要搬起来，很不容易啊。”三星灯饰有限公司负责人许添丁叹气道。但是类似万邦鞋业即便花费高出三倍也在印度开出生产线他倒是表示可以理解，“出于扩大生产力以获得今后更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可能”。
  
  　　政策环境
  
  　　不管怎么样，地方政府方面都试图以产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说明，迁移本就是市场经济环境作用的结果。
  
  　　去年东莞终止了909家企业中，厚街就有54家外资企业。“今年半年以来有20多家（外资），我们明显感觉到产业转移升级的步伐加快了。”厚街镇党委书记黎惠勤表示，这是市场各方面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产业调整到了一定的拐点，外迁关闭的势头尽管比往年快得多，说明厚街经济转型的步伐更快了。
  
  　　东莞地方政府的说法是，撤离的外企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传统制造业为主，集中分布在五金、玩具、服装、制鞋、塑胶等行业。而在搬迁的外企中，92%左右都是合同外资在100万～300万元之间的中小企业。除了一小部分转移到国内其他地区之外，相当数量的外企选择了东南亚等亚洲国家作为自己新的栖息地。
  
  　　眼下厚街镇上有3100多家民营企业，595家外资企业。虽然外资企业从数量上远比不上民营的分量，但是对当地GDP的贡献却达到80%多。据黎惠勤称，已经迁出的这70来家外资企业其实规模并不算大，平均每家投资都是不足100万美元的中小企业，“每年都会有出走的企业，基本都是中小企业，它们并没有对本地经济作出过重要贡献，淘汰也不会对经济产生太大影响。”
  
  　　据东莞市政府提供的数据，今年尚只有175家台资企业外迁，东莞外经贸局给出的数据则是50家，不过从许添丁口中得知当地台商协会的负责人已经了解到有更多家企业外迁。
  
  　　黎惠勤透露，确实现在有20%的企业（外资）正处于观望状态。“可能今年不会再达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也是正常的宏观调控结果。”他表示，部分外企的撤离也只是投资上一种局部或者暂时的异动，它所折射出的正是珠三角地区引资质量不断提高的现实背景和国外资本在中国可能加速优化的乐观预期。
  
  　　就东莞地方而言，以加工贸易型企业为主打的东莞，已经毅然提出了经济社会双转型目标，打算主动淘汰部分达不到东莞要求的企业。据黎惠勤透露，投资东莞将会面临一个更高的门槛，对于一些污染产业政府正在酝酿一个利益倒逼机制。而东莞市政府已经决定每年拿出10亿元来实施“科技东莞”工程，力保东莞企业“稳定阵脚”，“让企业扎根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