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昨天下午，特首曾荫权与17名新聘副局长和政治助理召开记者会，答记者问环节罕有地长达近两小时。
  
  　　记者：政府迟迟才肯公开资料，是否多少显示政府在聘用这些人才的时候像一个私人公司？
  
  　　曾荫权：我们用的方法和程序是完全根据公务员的聘用守则。我们招聘的程序是很严谨的，我们的要求亦是相当严格的，亦经过各方有关的局长参与。程序是公开的，程序是清楚的，我亦是跟着以往承之有效的公务员体制的方法招聘而办事的，我亦很满意我们最后招聘到的人才。
  
  　　记者：政府无论在国籍或是薪酬方面的问题，都叫17位副局长和政治助理自己决定是否放弃外籍或是公布薪酬，这种处理手法给人的感觉是推卸责任或是将责任全部交给他们，你会否公开道歉呢？
  
  　　曾荫权：对于国籍问题，这方面一定要跟着我们的原则办事，亦是有历史和社会背景的。有关薪酬问题，我们是根据一贯成规办事，这是原则性问题，不是单纯影响副局长，还会影响其他公职的任命。至于是否可以在我们公布人选后一起与各个副局长、政治助理立即和传媒见面，我们是有很多可以改善的地方。
  
  　　我承认在这方面的安排未能完全符合公众的期望。由于政府公布人选的安排引发社会上持续的争议，在这方面我表示歉意。
  
  　　记者：这件事政府似乎被弄致措手不及。你的领导班子似乎是首次出现这样大的失误，由此事你总结到有何借鉴、经验？
  
  　　曾荫权：我认为有些问题可以快点处理，但有些问题是关于宪制问题、关于原则问题，你不可以摒除一切、不理会宪制的需要，亦忘记现时基本的原则。我觉得我们这次做事，是每件事情都可做得更加好。有些事情可以快，有些事情不可以快。
  
  　　记者：有很多人批评你们的处理手法，甚至有些前高官说，你们低估了政治问题，说你是“蠢才”，你如何回应这些话？以后的副局长是否都要放弃外国国籍？
  
  　　曾荫权：我们关于国籍方面的立场是很清楚的，以往是这样做，将来亦会这样做，这是一个原则，是宪制上的决定。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意见，最“愚蠢”的是把政治方便凌驾于法律上、法治上的需要，或是因政治上的方便而摒弃了一些原则性的问题。我想这些才是长远来说最大的政治错误和愚蠢。我们要坚持的就是香港本身的价值观，这方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记者：连串事件之后是否担心日后再招聘人才入政府会遇到困难，或会否担心这次这件事会成为一个先例？
  
  　　曾荫权：我刚才所说，我所做的、坚持的宪制上的安排，我想坚持的聘用原则，都不会更改的，但我相信参与政府的事大有人在。经过这件事，我们的副局长与政治助理进来参与政府工作，特别是有政治成分的工作，有充分心理上的准备，他们完全谅解我对于国籍和薪金方面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