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I连创新高，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了4.8%，但全国26.7%的普通工人过去5年内从未增加过工资。连日来，企业职工工资收入低、增长慢的话题让政协委员们轻松不起来。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07年开展的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过去5年中，虽然党和政府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采取一系列措施遏制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职工队伍内部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依然在扩大。最为突出的，就是普通工人收入低、增长慢。统计显示，普通工人月平均工资为1155.88元，为全部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84.6%；72.4%的普通工人月工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外26.7%的普通工人过去5年未增加过工资。

　　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1210.92元，城镇职工为1520.27元；2006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社会月平均工资为1750.1元，本次调查发现，84.1%的农民工工资收入低于这一水平，69.7%的农民工工资低于本次调查全部职工工资的平均水平。

　　“工资是职工最核心的利益。职工工资收入低、增长慢，再加上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必然会影响到职工生产积极性和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全国政协委员李滨生认为，要解决当前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必须重视企业里职工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

　　在李滨生委员看来，无论是城乡、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还是行业、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归根结底体现在社会成员之间，也就是人和人之间。“只要你是企业高管，在西部地区同样拿高薪，如果你只是普通工人，即便在东部地区仍然是低收入者。”

　　那么，企业里职工与高管之间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采访中，记者听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兄弟俩同在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工作，哥哥是企业领导，弟弟是一线工人。一天，弟弟气冲冲地找到哥哥质疑：“你们这些企业领导怎么说瞎话呀，不是说职工人均年收入4万多元，我咋每月只1000出头呢？”哥哥无奈地回答：“职工人均年收入4万多元是真的，你一个月收入1000出头也是事实，只不过你差的那部分我拿了。”

　　对此，李滨生委员表示，在探寻企业收入差距的“庐山真面目”时，绝不能被职工平均工资所迷惑。他认为，在收入极不均衡的背景下，职工月平均工资只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很难真实反映职工实际的收入水平及其与企业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差距。

　　“职工工资收入分配是在社会整体分配格局中形成的，无论是看待职工收入差距还是着手解决这个问题，都不能孤立地进行。”李滨生委员特别强调，解决收入差距，扭转分配格局，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同时，让一线职工享有话语权，也是实现职工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前提。（记者 王娇萍 郑莉）

　　产权改革不该让“管理层持股”异化成“管理层暴富”，委员呼吁警惕企业改革中财产性收入分配不公现象

　　“企业股改本该是普通职工实现财产性收入增加，缩小与经营者收入差距的契机，但在一些企业中的表现和结果却是恰恰相反。”针对两会上引起高度关注的收入分配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刘玉明呼吁，必须警惕企业改革不规范导致的财产性收入分配不公现象。

　　当前，因分配不公导致的收入差距拉大，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在企业里，主要表现为普通职工与管理者特别是高管之间的差距。虽然近年来由于年薪制导致的企业负责人薪酬与职工工资的差距问题引起了关注，国务院对国企内部收入的差距作了规定，企业负责人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不能超过12倍。但实际上，因企业改制不规范导致的财产性收入差距，依然很大。

　　对于改制企业的持股问题，国资委在政策层面上对职工持股加以限制，提倡在企业改制之后，按照市场化运作，根据贡献大小进行股权激励，但有关股权结构、资金来源和持股形式的制度规范却不健全。由此导致的最大问题是部分企业在股权认购分配上大大向管理层倾斜，差距之大明显偏离激励和按贡献大小分配的原则，并且相当多的职工不具有股权认购资格。

　　以“中国平安”对外公开发布的信息为例，该公司17名高管拥有中国平安1.64%的股权，而18952名员工拥有中国平安的股权则为9.99%，不难推算出高管与职工之间持股平均相差183倍。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平安”还是被指认为“高管所拥有的财富比外界想像的要低”的上市公司。

　　“股权认购分配不合理所造成的财产性收入差距之大，远远超过年薪制等其他分配形式。”刘玉明委员认为，国有企业改制实行公司化的过程中，基本上走的是主辅分离、集中优良资产进行股改上市的路线。股权分配不合理必然衍生两个结果，一是股份制企业与传统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二是股改企业内部高管与职工、持股职工与不持股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

　　事实上，企业改革不规范导致的财产性收入严重不公已经敲响了警钟。据有关调查数据，中国的金融资产分布极不平等，最高收入组占有的金融资产为66.4％，最低收入组只占1.3％，二者的比例为51：1.

　　“我们的产权改革当然不能选择那种‘人均分配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方法，但也绝不应该让‘管理层持股’异化成‘管理层暴富’。”刘玉明委员建议有关部门要本着有利于促进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本意，在合理的限度内允许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企业管理层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持有本企业少量股权。同时，要进一步探讨股权激励惠及更多普通职工的办法、机制，让广大职工能够在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中共建共享。“如果职工财产性收入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公，那么收入差距只会越来越悬殊。”

　　工资条背后的民生焦虑

　　同样是一张工资条，却能让不同的人心情截然相反。每当发工资那几天，在贵州某省直机关车队当司机的胡师傅便对此深有体会。

　　胡师傅以前在一家私营公司开车，妻子在一家超市当营业员，夫妻俩月收入加起来有2000元左右。随着物价上涨、供孩子上大学，胡师傅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2001年，经人介绍，胡师傅应聘到某省直机关车队当驾驶员。“机关嘛，虽然是聘用制，但是相对稳定一些。”胡师傅笑着说。

　　3月2日，发工资的日子，胡师傅工资条上标明他本月收入为1457元。“在机关车队干了几年，早已经习惯了，有时想想也很无奈。”当看到同在一个车队当司机的何师傅工资条上3100多元的收入时，胡师傅就禁不住感叹：“老何命好呀，他是单位有编制的正式工。”

　　在车队门口，胡师傅说起了关于自己工资收入的点点滴滴。他是编制外的聘用人员，刚到车队时，月工资不到1000元，后来几次调薪，他和另外几名聘用的驾驶员不能调，只能望工资兴叹。机关后来给他们每人每月涨了300元。

　　今年的冰凝灾害使胡师傅本不富裕的家庭更加捉襟见肘，“有的摊贩卖葱40元一公斤，猪肉36元一公斤，白菜20元一公斤，物价太高了。”

　　同工没能同酬，只因身份不同。“如今，租房、交通、医疗，没有一样是便宜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临别时，胡师傅不无忧虑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