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挂上电话时，脸上闪过一阵青一阵白，但很快就露出他那一贯轻松的微笑。
今天他刚刚离婚，他一手摆弄着离婚证，一手拨通他父母的电话：“爸，您二老就不用来北京看什么儿媳妇了，今天我们已经把离婚手续办了，那女子以后跟我们刘家不再有什么瓜葛……”

　　“80后”的“闪婚制”

　　刘洋的父母远在四川宜宾，两个月前得知儿子结婚的消息，高兴得不得了。毕竟儿子26岁了，大学毕业四年多以来一直留在京城工作，收入还算不错，只是婚事迟迟不见进展，让他们担心不已。

　　谁知儿子说结婚就结婚，事先丝毫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老刘曾问他老伴说：“洋儿这喜事你不觉得来得有些突然吗？”他老伴想了想，摇摇头说：“你还当是我们结婚的时代啊？现在年轻人的婚事轮不到大人管了。突然是突然了一些，但儿子的婚都结了，我们还能说啥，把心里这块石头放下也就是了。”

　　可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才过了两个月，就在他们辛辛苦苦办置了一批土特产，打好了包裹，准备赴京看望儿子儿媳妇的时候，儿子竟然打电话来说他又离婚了。老刘听了电话，只觉得一股冰凉的寒气从脚底蹿上来，把他的喉咙给锁住，连那句“混账东西”也来不及说，整个人就僵在了电话机旁边……

　　据北京市西城区法院2006年11月公布的调查显示，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已经步入结婚旺季，但是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婚姻维持时间却很短暂，由于婚后没有可供分割的财产，也没有生孩子，离婚就成了家常便饭般的简单。

　　在“80后”离婚案件中，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情况占90%以上，他们之中婚姻最短的甚至不到两周，最长的也只有两年。

　　“80后”的“新青春起源”

　　“80后”是人口学和社会学各自踢出的一个擦边球，撞到一起，同时冲进了后工业社会的文化范畴。怎能仅仅从出生年月上区分谁是“80后”？

　　人口学意义上的“80后”是普遍的，不区别于所谓“50后”、“60后”以及“70后”，也不分城市和农村。而文化意义上的“80后”却属于城市，对于1980年后出生并成长于农村的青年，他们的文化认同，实与“80前”没有本质区别。进入城市后，因城市同龄人的波及，他们开始向“80后”转变，但更难磨灭的还是少年时农村清贫生活的记忆。真正的“80后”，是一道城市特色的另类风景，说它另类，只因新生，虽然满身毛病，其生命力终究不可阻挡。

　　“80后”产生在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之后，加上1979年“独生子女政策”的贯彻实施，从此城镇户口家庭只能生一个孩子。父母们就开始把这一根独苗当成唯一的宝贝，最光明的前途就是读大学跳龙门。过度溺爱，过度期盼，恨不得拔苗助长，这是“80后”的生活氛围。

　　八十年代对于“80后”是潜伏期，扇画片、玩泥巴，快乐而安宁，时光漫长，等待九十年代的降临。

　　1990年，一个名叫郁秀的16岁福建女孩利用假期写成一部长篇小说《花季·雨季》，六年后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青春派”出书热。虽然郁秀本身不算“80后”，但她的出现却预示了“80后”的来临。特别耐人寻味的就是此书从写成到出版的六年等待。就是在1990年到1996年这六年之间，第一批“80后”告别顽童时代，进入青春期，开始懂得如何从父母手中获取零花钱，如何使用零花钱，学习消费。1996年《花季·雨季》出版畅销，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味。从此，“80后”作为一个新的文化消费群体走进社会舞台。

　　“80后”是家里的宝贝儿，即使父母再苦，也有一万个理由和一万个方式来娇生惯养。家长对他们满足、满足、再满足，纵容、纵容、再纵容，所以潜伏在这一代新人类身上的消费潜力才会如此巨大。

　　只可惜，《花季·雨季》的主人公身上，却看不到“80后”的全貌，只是学校里成绩优秀的少数人。他们更听老师的话，更用功读书，价值体系其实是反映“80前”，测量不到真实“80后”的水深水浅。

　　优秀总是相对于平凡而生，成绩好是少数，成绩不那么好的，数量上永远是主力，大众文化尤其在乎这一点。正是在一片普通学生的呼唤中，韩寒诞生了！

　　“80后”的“新叛逆主义”

　　1999年，以北京大学为首的七所重点大学与《萌芽》杂志共同主办了第一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名单出来之后，一个17岁少年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他就是韩寒，当时在上海松江二中读高一，他那篇《杯中窥人》被评为第一名。对“80后”而言，重要的不在于韩寒的这篇文章，而在于新闻媒体接下来对这个“天才少年”的连环追踪报道。

　　追踪报道的头条新闻就是“新概念作文大赛第一名参加期末考试六门功课挂了红灯笼”，接着“新概念作文大赛第一名被学校留级”，再者“新概念作文大赛第一名的长篇处女作《三重门》一炮打响文坛”。

　　三连环下来，中学生“80后”都兴奋了。他们为“韩寒”这个同龄人而欢呼，特别那些成绩平平的学生，他们从韩寒身上看见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位于“读书考试中榜”这一个成功模式之外的可能性。不论他们自己是否有望成名，他们都幸灾乐祸地观赏了韩寒对教育制度的成功挑战。

　　这次，他们内心的积怨，长久以来被迫读书走独木桥的积怨，找到了突破口，非常过瘾。韩寒也借此身价倍增，成为“80后”代言人。他把“80后”青春期的叛逆潜质充分展现，不断在各种媒体版面上抛出酷评，猛烈抨击中国现行的教育制度，成为“80后”倾慕的英雄人物。

　　“80后”除了叛逆，还有另一种更贴近本质的性格特征，那就是软弱与唯美。他们既讨厌被注视，又因成长在注视下，而习惯于被注视。成长环境的优越，让他们变得唯美、浪漫，天生软弱。如同玻璃晶体，在可承受的撞力面前，表现出惊人的坚硬，但撞击力稍有过度，立时破碎，脆弱显露无遗。“80后”内心的叛逆、唯美和浪漫就是晶体的硬度，掩盖住了他们承受力的真实脆弱。以郭敬明为代表的“80后”作家的作品就是这种气质的集中反映，可以说是对韩寒硬气的一个有效补充。

　　初涉职场，“80后”的叛逆、唯美和脆弱一览无余。以天之骄子之心入职，无不面临一次严峻的定位转变：从“自我精英”到“普通劳动者”。据新浪网的一次调查显示，55.97%的“80后”认为职场的压力是“现实与理想有巨大的差距”造成的。

　　“80后”的“新啃老哲学”

　　讨厌束缚，追求解放，“80后”应像美国西部开荒年代的青年人那样，早早地从家庭断奶，自力更生，但是中国“80后”却为先天的软弱性所困。

　　“80后”通过韩寒的嘴，喊出了心声，撕开束缚，渴望独立。他们想成功，可高考注定只允许少数人成功，韩寒预示着新的成功契机。但是，韩寒的成功模式不可复制，他靠叛逆的呼喊成为了百万富翁，而那些用自己的零用钱购买韩寒的书，让韩寒成为百万富翁的广大“80后”呢？

　　绝大多数的“80后”，也会争取经济独立，离开父母的怀抱，但要真正在现代社会的竞争压力下生存，韩寒式呼喊解决不了实际问题。仍然需要去参加那些他们在心理上痛恨的考试，仍然需要去拿那些他们在精神上鄙视的文凭，仍然需要去接受那些他们在灵魂上厌恶的工作。

　　韩寒的叛逆和硬气被“80后”欣赏，但韩寒是幸运的。他因呼喊而成名，因成名而带来经济独立，因经济独立而更为硬气，而广大“80后”能进入这个模式吗？他们身上的硬气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硬气呢？

　　据统计，在北京的新房购买者当中，有26.7%是属于“80后”，这一趋势正在逐年上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80后”买房者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一个“啃老”的尴尬。特别是在商品房首付款项上，父母的支持成为他们购房的最大财力来源，首付购买之后，他们才开始用自己的钱来供房，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80后”，连购房首付之后的月供也要父母掏钱。

　　根据某房产门户网站最新的一项调查显示，对于“‘80后’年轻人购房使用父母储蓄存款的问题”，回答这一现象属于“普遍现象”的人很多，在北京占84.85%，在天津占87.71%，在南京占86.00%，在成都占74.16%。可见追求“叛逆”的“80后”只是在精神上呼唤着自由独立，但当涉及实际经济问题，又显示出严重的疲软。

　　“80后”啃老族分类

　　第一类是清高型。他们高校毕业，手握高等学历，可以轻而易举找到工作。初出道来，一千两千不在话下，在农民工眼中是“天文级收入”，但他们却自恃身价，频繁跳槽，导致毕业后长久不能自立，要靠父母接济生活。

　　第二类是幻想型。他们过度渴望进入致富快车道，希冀一劳永逸。可他们一方面生活和业务经验严重匮乏，另一方面经济上连生计都不能自保，就一脚踏入高风险的创业活动，最终深陷债务泥潭，要靠“啃老”来接济生活。

　　第三类是无赖型。这个类型的“啃老族”也分两种，一种是不学无术的，他们游手好闲，怕做苦差事，只想不劳而获，赖在家里坐吃山空，彻底的“无赖型啃老族”；另一种是能力低下的，他们也想过要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自立，但是长久安逸的成长环境已经让他们变成温室里的花朵，拼搏无力，奋斗无望，只等父母安排生计，沦为“无奈型啃老族”。

　　第四类是暧昧型。他们有稳定的工作，生活上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爱慕虚荣，无法控制消费欲望，希望快点拥有好房子和好车子，以便维持体面的富贵生活。于是把求助目光投向父母，拍着胸脯说这是借钱，将来一定还上。事成之后装聋做哑，不了了之，反正父母不会主动计较。

　　前人眼中的“80后”

　　2007年春季招聘大潮中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在一些大型的毕业生招聘会上，国内一些大中型企业公然表现出歧视“80后”的姿态。“工作不主动，依赖性太强，不乐于接受公司纪律约束，无集体组织观念，娇气惯养怕吃苦。”这是他们对“80后”的评价。他们表示：“我们的企业文化不适合城市长大的孩子和独生子女。”

　　但是这一情况放到很多跨国企业中却不同了，通用电气和麦当劳在中国新聘的员工当中居然有80％以上是独生子女，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也有50%的员工是“80后”，“80后”俨然成为这些跨国企业的中坚力量。

　　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总裁罗凯睿在2007年《头脑风暴》电视峰会上这样评价中国“80后”：“他们有自己的雄心壮志和自己的价值观，喜欢为自己设定长期目标，并踏踏实实去实现它；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能适应企业的文化；他们在很努力地成为一代很优秀的人，前途无限光明。”

　　前者踩他在地，后者捧他上天，意味无穷。

　　想那跨国公司总裁来中国本土发言，面对中国听众，要卖得出人情，自然客套多于批判。中国到目前为止，独生子女已近一亿，几乎都在“80后”范畴。这一亿人当中，城市人居多，不仅有一小部分是跨国公司的员工，更多的人，那些爱玩手机、吃汉堡的新新人类，更是他们的客户，当上帝供奉都来不及，又岂会拿人钱财，还打人耳光？内地传统行业单位就不同了，“80后”暂时还成不了他们产品的主要顾客，所谓企业文化不合只是套话，老一辈科室之间明争暗斗，烽火硝烟，岂是初出茅庐的“80后”堪比？宁可错杀一千，也勿漏网进来一个，坏了自己安稳而闷骚的一锅咸汤，才是心态之关键。再加上中国人自家说自家话，大可不必光拣好听的，所以不留情面，无伤大雅。

　　不过，管你是批判，还是奉承。“80后”当家做主，成为中坚，确属长江后浪推前浪，上帝的安排，社会的新陈代谢。只需注意一点，“80后”不只是竹子的一枝一节，更像是一道分水岭，于前人是另类，而于将来所谓“90后”、“千年后”等等，其实都是一类，分水之后的自然流向而已，年岁有别，差异不大。犹记1978年，那位伟人划时代的一笔，如今开花结果，也许在某个意义上，我们都在成为“80后”！